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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原因，信中未見說明。高宗武到漢口後有何活動，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據周佛海日記所載，是日上午8時，他與陶希聖由武昌過江到漢口高宗武處，與高“詳談外交情形及辦法”，一直談到12時。午睡1小時後，又與高宗武乘車沿長江東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談到5點。160他倆的“散步”，絕不是像一般人出於欣賞大自然的美景，必定與對日交涉有關。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談，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見蔣介石。中午午飯時，高宗武便向周佛海報告了晉謁蔣介石的情形。161　4月6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全會，周佛海忙於會務。8日，楊淑慧由香港飛抵漢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與高宗武商“談應付日本外交辦法”。16213日，周佛海應陳濟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終席便往高宗武處，“商今後對日辦法。因宗武明日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163

高宗武到底負有何種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變秘聞：我的鬥爭記》一文中說：在高宗武向蔣介石報告董道寧赴日本的情況後，“蔣介石便對高宗武說：‘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對日本傳達我們的意旨：我們決不是反對和平，但是要首先*，然後再和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戰，我們自然就會*起來，把此要點傳給日本知道呢。’”

周佛海的這段話，是和西義顯的*：《中日事變和平工作秘史》一書中的記載相吻合的。西義顯說：高宗武由漢口飛抵香港後，於4月16日偕董道寧在淺水灣飯店與日本方面的西義顯，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會見時，高宗武單獨向西義顯等人口述了“蔣介石氏親口告訴”他的話：“影佐大佐給何應欽及張群的信，我已看過。向敵將致信，等於以武士的生命交於敵將，而影佐敢於這樣做，說明其對兩國和平外交具有足夠的誠意。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蔣介石說：“我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的真正意圖是：

（一）在對蘇關係上的安全保障。

（二）對中國經濟發展和依賴的確保。

這兩項意思，原則上予以承認。

第一項更進一步分類如下：

1。東北四省。

2。內蒙。

3。河北、察哈爾。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協商，3則須絕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之領土主權之確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須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們諒解，便先行停戰，然後以上述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細目的談判。”164

儘管現在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此事的真實性，也沒有理由和證據來否認它，但是從實際內容看，是與蔣介石廬山談話會的四項基本原則是貫通的。它說明蔣介石既不放棄和平談判，解決中日戰爭的希望，又不從其原則立場後退一步。

4月27日，西義顯回到東京，打算向參謀本部報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於徐州戰役的進行，形勢的變化，參謀本部對華的態度極其強硬起來。西義顯說：“我傾盡自己全部熱情的報告和勸說，連關鍵人物影佐禎昭都打動不了，更何況對參謀本部當局，我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他說，他在參謀次長室召開的會議上，拼盡全力的講演，但出席會議的人都一言不發。165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並且使戰局日益擴大之後，引起日本內部一派人士的憂慮，害怕日本陷入長期對華戰爭的泥淖，因此極力想恢復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使戰爭適可而止。西義顯所進行的對華“和平工作”，代表了這一派人的主張。當然，這兩派人之間，在主張上並未根本性的差別，在滅亡和奴役中國這一根本點上，他們是主張一致的。他們的差別僅僅在實現日本侵華亡華的手段與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張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張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國屈服於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項要求。

由於日本參謀本部對西義顯的主張不加理睬，所以他在東京的活動毫無結果。5月17日，即徐州會戰進入尾聲，中國軍隊已開始撤退之際，西義顯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報告了毫無結果的東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漢口的周佛海，報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與之進行過周密的策劃和詳細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與日方交涉的結果。5月20日，當他接到高宗武的來信獲知“所事渺茫”時，說：“聞之，不無焦灼失望耳。”166

從擁蔣到反蔣（1）

193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