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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會談的地點是在上海閘北的東體會路7號的一所“六三花園”，1938年，該所房屋成了土肥原特務機關的所在地，並改名為“重光堂”。因此，人們亦把汪日間的這項協議，稱作“重光堂協議”。

簽訂“協議”的第二天下午，周佛海便從汪精衛那裡獲知“所事稍有眉目”。不過他仍不放心，對於“有無變化，未能預料”。由於此事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周佛海作賊心虛，膽戰心驚，非常害怕機密洩露，因此，一直處於十分緊張不安的氛圍中。22日，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無意中發現一事，因覺事無大小，隨時均有意外之突變，小事猶如此，吾儕謀國雖計劃不厭周密，惟因關係、條件均甚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故意料外之偶然變化，當然更多也。”為了能詳細瞭解上海協議的情況，23日，周佛海電告梅思平，請其來重慶報告各方情況。199

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抵重慶。周佛海即偕其赴汪精衛上清寺公館，報告在上海與日本談判經過，並帶來雙方簽字條件及將由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的宣告草稿。一直商談到12時始散。

早在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的第二次對華宣告中，便提了“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為此，“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200

近衛宣告是為與汪精衛的談判而發的，所以上海協議記錄也是按照宣告的原則而確定的。其內容不僅有承認“滿洲國”，而且要締結“日華防共協定”，承認日本在華駐軍，“內蒙地區作為防共的特殊區域”等一系列妄圖滅亡中國的條件。周佛海對此則是完全接受的。

汪精衛雖然降敵心切，但他對如此苛刻的條件，仍難免產生某種猶豫與不決，因此，當26日下午汪與周佛海等人再次討論條約時，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雲鬚商量。”聽此，周佛海、梅思平則“以冷淡出之，聽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見。”實際上，周佛海採用的是以退為進的策略。事後，他與梅思平對汪精衛其人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汪為人“無一定主張，容易變更，故十餘年屢遭失敗也。”雖然如此，但他們斷定惟對此事，汪“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定計劃也。”201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倉皇出逃（3）

周佛海對汪精衛的如此評論，反映了他對汪的深切瞭解。他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汪既想實現其領袖慾望，而處事又猶豫不決的矛盾心理，而終於達到促汪“出馬”的目的。不出周佛海所料，第二天下午，當他與梅思平再赴汪宅商談時，開初汪提出難問題甚多。他便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聞此，擔心果真作罷的話，他將失去實現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領袖願望，因此，便又改變態度，謂“簽字部分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202

29日，汪再召陳公博由成都來重慶，並召周佛海、梅思平、陳璧君等舉行會議，將上海談判全部協議，重新研究，決定可同意，並電香港通知日本方面。是日下午，他們又一起決定出逃的辦法與時間表。於此，汪精衛叛國投敵的計劃，便全部決定下來。

汪精衛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公然反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抗戰建國綱領”，暗中與日本談判“和平”，破壞抗戰，充當賣國賊，其責任當由自己負責。但從其與日本勾結以至最後決定出逃的全部過程來看，都與周佛海的參謀、督促、鼓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事實上，從抗戰開始後，周佛海便充當了汪精衛“和平運動”的“參謀長”。

汪精衛是經周佛海的勸說，才最後決定接受日本的條件，決心出逃重慶，另立傀儡政權，以與日本實現“和平”的。周佛海後來談及此事時，他說：“我因為深知以日本方面的希望條件，要說服蔣介石是不可能。所以認為不可不再想別個方法，結局向汪先生說明日本的原則，陳述日本所希望的條件，對於中國的國家存立並無若何影響，且以這種程度的條件，而締結和平是還不錯。對汪先生說（了）之後，便下了脫出重慶的決意了。”203

汪精衛與日方擬定的組府計劃是：汪精衛於8日飛昆明。汪到昆明後，日本政府將選擇適當時機發表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汪則發表宣告與蔣介石斷絕一切關係，即日乘飛機去河內，轉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