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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擁蔣到反蔣（4）

關於這一情節，周佛海在《中日事變秘聞：我的鬥爭記》一文中說：

我接到其報告書看了一遍之後，便認為要立刻給蔣介石看，還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與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並對汪先生說：“本來要拿此報告書給蔣介石看的，但因為有寫著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倘使您對此字句認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來為妙。”我這樣一說，汪先生卻說出：“這是沒有關係。”遂仍照原文交給蔣介石看了。182

從這些記述與回憶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兩個問題。第一，關於是由日本還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衛“出馬”的問題，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認國民政府，不以蔣介石為對手，是1月16日以來，日本一貫的滅華方針。7月8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的《中國現中央政府屈服時的對策》中，以“蔣介石下野”作為“屈服”的必要條件。12日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15日五相會議決定的《建立中國新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中，也都把蔣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組重慶國民政府作為使中國“屈服”的條件。在蔣介石“下野”之後，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衛；分裂或改組重慶國民政府的唯一人選，在日本看來，也只有透過汪精衛才能實施。

第二，汪精衛所以敢於讓寫有“汪先生”名字的報告，不加刪改的交給蔣介石看，既說明他決心充當日本的侵華工具，又說明他有恃無恐，妄圖憑藉日本的支援，取蔣之地位而代之。

那麼，蔣介石對此是何種態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記中記有：“與周隆庠談委座閱宗武報告後之態度及處置”，但他並未具體寫明蔣的態度及處置辦法。只是後來在回憶此事時說：蔣介石在看過高宗武的報告後，便交給張群看。由於他不知道汪精衛事前已看過，所以特地囑咐張群：“你看過之後，交給汪先生看吧。”183

如果周佛海的回憶是真實的話，說明蔣介石當時不知底裡，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當成一般問題予以處置。“但是經過三天之後，蔣介石便招呼陳布雷，以怒氣滿面地說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膽了，誰允許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後，我與高宗武斷絕關係，完全與他無關係了。’並且命令停止付給其每月8000元的經費。”184

這說明蔣介石的態度是很明確和堅決的。但是，周佛海並未由此停止其通敵活動。為了支援高宗武繼續留在香港，他便從其宣傳部的經費裡，每月撥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說，由於蔣介石下令停止付給高宗武的活動經費。“這一來，對高宗武答應過願負責任的我，就陷於非常的困難了。當時我因為擔當宣傳工作，所以便將宣傳費的內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給他用，並請其‘暫時再觀形勢吧！無論如何你必須暫時稍等一等才好’。”185

周佛海敢於違抗蔣介石的命令，並擅自從宣傳部的經費資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繼續暗中通敵，說明他與蔣介石之間，在堅持抗戰還是與日本談判和平的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深。這種政治上的分歧，必然發生對蔣介石政治態度的變化，這就是由擁蔣而轉變為反蔣。而且隨著戰局的發展，這種態度的變化越來越強烈，以至最後促汪反蔣，另立反蔣*“新政府”。

從擁蔣到反蔣（5）

6月上旬，日軍開始了進攻武漢的軍事行動。日軍分兩路，一路自合肥南下，一路由蕪湖西上，於13日佔領安慶，接著逆水西上，陷馬當、彭澤。7月4日佔領長江咽喉湖口。26日攻古九江，取得了攻佔武漢的橋頭堡。江北之敵，在連陷安徽舒城，桐城之後，接著佔領了潛山，從而控制了大別山右翼的戰略據點。江南之敵，於8月24日攻佔江西瑞昌，接著向贛北進攻。10月5日，江南日軍迫近粵漢鐵路重鎮咸寧。9月6日，廣濟、武穴相繼陷於敵手。29日，長江要塞田家鎮失守。10月19日，日軍攻佔湖北浠水，直指武漢。與此同時，江北日軍在相繼佔領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潢川、羅山之後，於10月12日佔領豫南重鎮信陽。從而形成了對武漢的三面包圍態勢。

在武漢保衛戰開始後，蔣介石曾決定利用武漢地區的有利地形，調集百萬大軍於武漢周圍地區，以圖粉碎敵人的進攻。在當時三個月的持久戰鬥中，戰局時有頓挫。作為宣傳部代理部長的周佛海，本應配合武漢會戰，大力進行鼓舞士氣、發動民眾、支援抗戰的宣傳鼓動工作。但周佛海卻消極應付，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責備，又加上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