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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解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透過的《抗戰建國綱領》的旗號，鼓吹*和大肆散佈“抗戰必亡”的謬論。

他說：“這一次的宣言與綱領的內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全部加以說明，現在僅就宣言與綱領裡面提出兩點來說，這兩點也就是我們在抗戰建國中最重要的中心觀念。第一點是民族國家的信仰，第二點是科學的信仰。”

周佛海所謂“民族國家的信仰”是什麼呢？就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他反對共產黨所進行的抗戰宣傳，要共產黨在言論和行動上，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以“統一思想與行動，于軍事指揮之下，共同以抗戰勝利為我們一致的行動目標。”他反對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要共產黨一切服從國民黨。他說：“民族國家的勝利，就是全國國民每一個人的勝利；民族國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國國民每一個人的危亡。所以全國國民應當犧牲黨派的成見，階級的利害，來服從民族國家，來支援民族國家，全國國民應當認定民族國家高於一切。”

周佛海所謂“科學的信仰”，只不過是宣揚日本工業發達，科學領先，武器優越，不可戰勝；中國經濟不發達，武器落後，而科學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說：“在科學的原理與方法的面前，沒有臨時抱佛腳的符咒式的觀念存在的餘地，而是應當貫通平時與戰時”。他指責抗戰以來人們表現出的熱情，是一種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單重社會運動”，因而是錯誤的。

周佛海為什麼要發表這篇陰陽怪氣的文章呢？這是因為他雖然反對繼續抗戰，但面對全國高漲的民族情緒以及國民黨當局推行的抗戰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對。於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當了漢奸之後，關於主持*時反對抗戰的手法，有過如下的供述。他說：

為著振奮人心起見，（國民黨）召集了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我於是實際上便擔負起中央宣傳部的責任了。這是我頂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卻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卻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於是我便想盡方法，向蔣先生辭職……結果未承蔣先生允許，只好勉強擔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週三種會議。一個是*、政治部和其他有關宣傳的各機關的宣傳會議，一個是召集外國記者的談話會，一個是本國記者的談話會。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是我和董顯光、蕭同茲。每次會議，聽著陳誠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論，真使人啼笑皆非。聽著周恩來、郭沫若等捏造事實，欺騙民眾的報告，真使人切齒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針鋒相對的明白反對。所以我當時的宣傳方針，便提出科學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據理性，運用科學，去認清事實，不可為盲目的感情所驅使。144

暗中通敵（1）

陶德曼調停失敗之後，周佛海由於對抗戰前途萬分悲觀，所以便亟謀與日本恢復外交聯絡，並促成外交談判的渠道。為此，他與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進行了種種策劃，施展計謀，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機關，暗中與日本聯絡的決定。關於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寫的《中日事變秘聞：我的鬥爭記》一文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述。他說：

我們聽到此話（指陶德曼調停失敗——筆者），便想到此際對於中日間的關係，若再想不出什麼辦法是不行而大為興奮了。在此協定（指陶德曼轉告的日本有關“議和”的條件——筆者）失敗之後，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時我與高宗武認為：“必須想出一條向日本打通的路線才行，現在中日間已經完全被切斷了，但這是不行的，應當想出一個脫出漢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種種的計劃出來。我那時正擔任著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陳布雷擔任。我因為站在那樣的立場，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須想什麼辦法，蒐集關於日本的情報才好的計劃，並設計要在漢口設立一個機關，以便收集關於日本的情報，並決定任當時的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擔起此職務。於是我便對高宗武說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對蔣介石薦你去，我可對他建議命你到香港去收集關於日本的情報。”145

在戰時收集有關敵方的情報，當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從室的一項任務，也是要向蔣介石提供敵我雙方，有關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供決定軍事、政治、外交方針之參考。而高宗武諳熟日語和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