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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師給學生修改作業似的，一絲不苟。有時他也親自起草電文，如以華東局或華東軍區首長名義向中央軍委的作戰建議電報，多是他親自起草的。他工作起來，總是那樣聚精會神，十分嚴肅。那年我剛17歲，第一次接觸高階首長，起初有點拘束，但幾次接觸以後，就自然多了，覺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靄可親的首長。每當他改完電稿，只要沒有別的事，他都耐心指點我這個電稿為什麼這樣修改。那時，我們就聽說他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粵軍和北伐軍中的著名幕僚軍官，在紅軍中也是少數最優秀的參謀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指揮員，他治軍整軍有方，大至改造舊軍隊成為鋼鐵紅軍，在軍事鬥爭中，運籌謀略，縱橫捭闔，指揮部隊作戰，小至實施軍事教育，研究戰略戰術，以至參謀工作的文書業務，他都有豐富的經驗。我讀過他多篇關於參謀工作的文章，闡述參謀工作者應有的作風和修養，以及戰時和平時，戰鬥前、中、後參謀工作的要領，是他的這些教導，引我進入參謀文書工作之門。他特別強調要培養參謀人員的戰略眼光和工作預見性。在參謀文字工作方面，他對軍語的使用，文字表達，要求都十分嚴格，每一份文電都要十分簡明準確。有一次，我接東西南北方位在電稿裡寫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軍事文電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寫明左岸或右岸，只有這樣準確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誤解。他還指出，必須勤查地圖，核對清楚，不能照抄照轉。又一次，他問我：“你學過寫革字嗎？”接著又說：“在電報稿裡不要寫草字，要考慮到譯電報困難。”他看我有點窘，微笑著解釋說：“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麼寫，只是不要寫在電報稿紙裡，電報要求字型工整。”

我在參謀處工作一段時間後，張副軍長要我去給他當秘書，因為首長原來的秘書劉平同志調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劉平離任前，向我交代了辦好電報、管好檔案，管好生活等三項任務。前後我在張老身邊工作不到一年時間，但朝夕相處，使我從這位革命長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參謀處作戰科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後在華東局秘書處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張雲逸同志也是參加作戰科黨小組生活的。他經常強調首長、幹部在黨內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有黨員都要遵守黨章。他親自繳納黨費，按時參加黨小組會，從無疏忽，從不特殊。在黨小組生活會上，他經常結合形勢、任務對黨員同志提出嚴格要求。當山東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時，他在小組會上提出黨員幹部要自覺地參加土改運動，參加駐地附近的群眾鬥爭會，受過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沒受過苦的也跟著喝一點苦水，一起提高覺悟。對我這個入黨不久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是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產黨員，我出生於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後經組織同意把我送到山東老家生活過一個時期，於是我就有了一個地主階級的社會關係。在土改中，我寫信給老家的農會，表示堅決支援土地改革。部隊的報紙（大概是《軍直小報》）報道並表揚了我的正確態度和堅決行動。這和張老的教育也是分不開的。

華東局和華東機關由沂水地區向膠東轉移時，在掖縣城附近，張雲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車被一部分輕傷兵攔阻，要強行乘年。為解困，我跑步到掖縣公安局調來一個班，當我帶著這個班趕到時，張雲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們訓話了。這次首長髮了脾氣，我第一次看到他那麼嚴厲地批評人。以後，再也沒見他那麼嚴厲過。這些傷員明白違犯了紀律，面面相覷，誠惶誠恐。但當張雲逸同志知道他們距集中地點還有較長路程，糧票將要用完時，就親自批條給兵站部於眉部長，請他為這批傷員解決糧票問題。他們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復後重返前線的決心，然後歡欣鼓舞而去。我帶著公安局的這個班站在那裡，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機關一分為二，饒漱石、張鼎丞、黎玉等率少數人員留在膠東，張雲逸、鄧子恢等率大部人員去渤海，並組織華東後方工委。出發前夕我忽然生病發燒，將動身時高燒還是不退，手足冰涼。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書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況報告了張雲逸同志。張老便和舒主任跑來看望和慰問，叫人端來熱水，親自把我的手腳按在盆裡燙洗，並找來醫生診治，安慰我堅持到達駐地再好好休息。頓時，我感到一股暖流湧進心頭，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多麼慈愛的首長啊！我真後悔！自己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生病呢？

張雲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誠懇，十分關心愛護幹部。我在他身邊工作期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