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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主持華東後方工作中，忠實地全面地貫徹人民戰爭的指導思想，為保證解放戰爭的勝利，建樹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抗戰勝利後，他組織了以備戰為中心的各項工作。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後，他部署指揮山東北線的自衛戰，打破了敵人半個月打通膠濟鐵路的計劃。組織地方武裝配合野戰軍作戰，發動了廣泛的人民戰爭。他領導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組編地方部隊升級為野戰軍，為前方源源不斷地補充兵員。他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同鄧子恢、張鼎丞同志一起，組織了千百萬人的支前大軍，提供了數十萬野戰軍的作戰物資保障，車輪滾滾，直至戰淮海，渡長江以後，氣勢磅礴，規模之大為中外戰史所罕見。

張雲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從來都是以軍事從屬於政治的觀點，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互相關聯的整體上去了解和把握軍事問題，一貫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革命軍隊建成鐵的黨軍，要為黨的政治路線而鬥爭。一面打仗，一面建設，建黨、建政、建軍一起抓。他治軍有方，既抓前方作戰指揮，又抓後方保障建設。他在武裝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在階級鬥爭政策策略的運用上得心應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張雲逸同志黨性堅強，始終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稱共產黨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楷模。

全國解放以後，張雲逸同志是廣西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還參加了中南和華南的領導工作。他為領導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推進民族區域自治等做出了貢獻。1952年以後，積勞成疾，在毛主席關懷下離職休養。毛主席曾親筆函囑：“視身體情況許可酌量看些檔案，參加一些黨的和國家機關的會議。”1955年，張雲逸同志被授大將軍銜。1962年，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他還是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即使在養病期間，他也一直保持著和人民群眾的聯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經常訪問工廠、農村、部隊和老革命根據地，重視信訪工作，傾聽群眾呼聲，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活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惦念身處逆境的戰友，，擔心黨和國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張雲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彌留之際，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同志來到醫院看望，緊握著他的手說：“我們是老戰友，相識45年啦。”他當時說話已經困難，但也緊緊地握著小平同志的手，頷首示意。他逝世後，小平同志於11月25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指出：張雲逸同志“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為革命事業貢獻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大損失。”

張雲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我們永遠難以忘懷。

他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觀念，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職位高低。他對建立紅七軍有功勞，但兩次調離紅七軍領導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從調動，真正做到了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叫幹就幹，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的正確領導。偶有工作失誤，從不推諉迴避，都是認真進行自我批評。解放初期，廣西剿匪雖已取得很大的成績，但是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和更高的要求，張雲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進行自我批評，調整部署，採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鬥爭的重大進展。毛主席致電張雲逸同志稱：“廣西工作大為開展，”“成績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興。”他遵守集體領導原則，時刻注意維護黨的領導核心。一貫謙虛謹慎，從不突出個人。當“主角”時，能集思廣益，從善如流，成為團結的核心；當“配角”時，能主動配合，精誠合作，做維護核心領導的模範。他先後在鄧小平、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劉少奇、陳毅直接領導下共事，對他們都保持著應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關係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為人正派公道，誠懇真摯，與人為善，和藹可親。他不僅尊重上級，對同級、下級也一視同仁，一樣尊重。他平易近人，從來不擺架子，不使人有居高臨下，望而生畏之感。他為人的風度，眾口交譽。陳毅同志呼他為“同志長兄”，說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輩都以長者視之，深為他的長者風範所傾服。他愛護同志，很客觀地對待幹部在戰鬥中、工作中的失誤，寬慰、開導，使能正確接受經驗教訓，解除懊惱情緒，振作奮進。他信任幹部，放手地使用幹部，往往把最危險最困難的任務，交給最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