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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交通條約的具體規定，推動了第19路軍與紅軍聯合，共同抗日反蔣，接著，又奉命支福州對李濟深、蔡廷鍇等開展統戰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兼任軍委縱隊先遣隊司令員，參與制定紅軍的行軍路線和作戰計劃，為紅軍進軍貴州、搶渡烏江、佔領遵義等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9　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副參謀長。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西北軍委成立後方辦事處，任參謀長，協助周恩來主持後方工作。

1936年4　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副參謀長兼渡河司令員，為部隊東征與回師做了許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7年5　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支華南搞抗日統戰工作，與桂、閩、川等地方當局的代表談判，訂立共同抗日協議，在廣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軍辦事機構。同時，到閩、浙等省傳達中央指示，為新四軍的整編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　月6　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任參謀長兼第3　支隊司令員。3　月19日，他在參謀會議上作了題為《參謀工作建設》的報告，11月，帶領軍部特務營到達無為地區，和國民黨豫鄂皖邊遊擊總司令廖磊談判，建立了統戰關係，並把我黨領導的廬江、無為地區游擊隊整編為江北遊擊縱隊，擔負皖中作戰任務。同時，他指揮新四軍第4　支隊第8　團挺進淮南路東，開展皖東遊擊戰爭。

1939年5　月，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前委書記。在此期間，整頓了新四軍第4　支隊，組建了新四軍第5　支隊，建立了以半塔集、藉塘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完成了新四軍向皖中、皖東戰略展開的任務，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

1940年春，和劉少奇等領導淮南軍民英勇作戰，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蘇韓德勤等頑固派發動的軍事進攻，鞏固了淮南抗日根據地。11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12月，和徐海東等指揮部隊，取得了對日偽軍反“掃蕩”作戰的勝利。

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兼第2　師師長、師軍政委員會書記。在此期間，他大力號召和組織軍隊發展生產，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取得了顯著成績。

1942年2　月，兼任淮南軍區司令員，為提高部隊軍政素質和戰鬥力、加強黨的建設，鞏固和發展根據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專任新四軍副軍長，在代軍長陳毅去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黨的“七大”期間，主持全軍軍事工作，領導淮海、淮北和淮南軍民取得了冬季反“掃蕩”作戰的勝利。

1943年3　月，部署了新四軍第3　、第4　和第1　師的反的“掃蕩”作戰。

1944年，部署和指揮蘇北、蘇中部隊連續開展了春夏季攻勢作戰，進行區域性反攻，攻克了許多重要據點。8　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部署新四軍第4　師西進作戰，收復了8　個縣，恢復了豫皖蘇邊根據地。同年秋，部署新四軍第1　師渡江南下，建立新的抗日根據地。

1945年6　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　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參與領導華中軍民繼續向日偽軍發動進攻，解放淮陰、淮安等30多座縣城，殲滅日偽軍3　萬餘人，使新四軍發展到30多萬人。9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與饒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隊北上工作，組織華中軍區、華中野戰軍和華中局等機構。10月，率新四軍軍部北移山東臨沂，與由延安返回的陳毅會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東局，批准陳毅、饒漱石、張雲逸、黎玉、舒同為華東局常委。

1946年1　月，兼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主持新四軍軍部和軍區工作（陳毅司令員在前線指揮作戰）。

1947年1　月，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主持日常工作。8　月，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移至渤海惠民地區，成立了黨的後方工作委員會，任書記，領導華東地區的土改、支前、整風和地方武裝、民兵建設等工作，為華東野戰軍發展壯大作出了貢獻。

1948年11月，兼任山東軍區司令員，繼續在後方主持華東軍區和山東軍區的工作。

1949年1　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軍渡江南進的準備工作問題，並制定了兵員、幹部、民工、糧食等支援計劃。3　月，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9　月22日，中央決定他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委員，後以任中國人民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