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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幹嗎不要？漢武帝不僅需要建功立業的董仲舒、汲黯、衛青，也需要能讓他整天快樂的東方朔。

雖然我們不能用已有的價值觀去理解東方朔，但還是忍不住要問：東方朔真的“隱於朝”了嗎？他的哪一句話不是把準了皇帝的脈才開口的？他一出場就挾帶一股詭詐之氣，豈是憑空而來？他那一泡便溺，何等蹊蹺？如果說官場多“偽君子”，那麼，東方朔更像一個“偽小人”。武帝是快樂了，可東方朔快樂嗎？他滿腹詩書，就甘心做一個跳樑小醜嗎？他千辛萬苦，入朝為官，難道只圖衣食無憂？

琴挑文君：千年一騙局　劫色劫財（1）

在中國戲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摺子戲，不少劇本都以它命名。“琴挑”一詞最早源自漢武帝時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此人與史學家司馬遷並稱為“文章西漢兩司馬”。不過，二者絕對不能夠同日而語。這位司馬先生一生名利雙收，可謂命運的寵兒。那麼，他又是誰？他的琴，是否真的挑起了一段千古佳話？

巧設臨邛一騙局

司馬相如，字長卿，幼年時，他的父母怕他有災，所以給他取了個小名叫“犬子”。長卿完成學業之後，知道了藺相如的故事，為了表示對藺相如的羨慕之意，便更名為司馬相如。

憑藉家庭的富有，司馬相如當了“郎”（以貲為郎），“郎”是皇帝的侍從。漢承秦制，規定家中有錢的人可以為郎。漢初曾以“十算”（十萬）為起點，到了景帝朝改為“四算”（四萬）為起點。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禮儀；二是有資產備得起官服。

司馬相如初出道時，擔任漢景帝的武騎常侍（騎兵侍衛），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職業。司馬相如喜愛的是寫賦（一種文體），但是，漢景帝偏偏不喜愛賦。所以，在景帝朝司馬相如才華得不到施展，乾得很鬱悶。

後來，梁孝王進京，隨同他一塊來的有鄒陽、枚乘、莊忌等人，相如和這幾位辭賦高手，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於是，他以有病為由辭去了景帝朝的“郎”，隨梁孝王到了梁國。梁孝王讓司馬相如和鄒陽、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馬相如心情大變，文思泉湧，創作了著名的《子虛賦》，聲名鵲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門客各奔東西。司馬相如離開梁地，回到家鄉成都。《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漢書·司馬相如傳》：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這兩本重要史書記載的內容完全一致，都說司馬相如從梁孝王遊宦歸來後，家中窮困，沒有謀生的手段。

這段記載非常可疑。如果司馬相如真是“家貧無以自業”，那麼，他當初怎麼能夠“以貲為郎”呢？但是，司馬遷、班固兩個人都這麼寫，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知道事實的真相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臨邛縣（今四川邛崍）令王吉邀請司馬相如到臨邛。王縣長與司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馬相如來到後，王吉將他安頓在縣城的賓館（都亭）裡。

一場“琴挑”的浪漫劇由此拉開帷幕。

臨邛縣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馬相如之後，故意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態，天天到賓館來看望司馬相如。司馬相如開始每天還見見縣令王吉，後來，縣令來訪，司馬相如一律謝絕。司馬相如越是謝絕，王吉越是恭敬，照樣天天來訪。（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繆為恭敬”四個字非常值得玩味，“繆為恭敬”是故意裝出一副畢恭畢敬的姿態。而王縣令為什麼要裝出這副畢恭畢敬的姿態？司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呢？

原來，臨邛縣有兩位鋼鐵大王，一位是卓王孫，一位是程鄭，兩家都以鍊鐵暴富。按照時下的說法，一位是卓總，一位是程總。卓王孫家中的奴僕有八百多人，程鄭家中的奴僕也有數百人，略遜一籌。這兩位老總聽說王縣令天天去賓館看望一位貴客，還屢屢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見識一下。思來想去，便想出一計。既然是縣長的貴客，我們理應表示一下。不如備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順便也宴請一下縣長。（令有貴客，為具召之，並召令。）

到了宴請這一天，王縣令先來到卓王孫家中。此時，上百位賓客已經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孫才派人去請司馬相如前來赴宴；但是，司馬相如推說有病不能赴宴。本來，等陪客們都到了才去請主賓，這是對客人尊敬的一種做法。但是，主賓不來，卓王孫別提多難堪了。王縣令一聽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