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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羅湖橋，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社名譽社長董輔礽先生專程趕到深圳，參加隆重的揭幕儀式。 揭幕的時候，巨幅的紅布被嘉賓緩緩拉下，莊重、熱烈的牌面映紅了羅湖橋兩邊，不少途經羅湖橋的港人駐足觀看。電視臺的記者不失時機地隨機採訪了一些港人，他們無一例外地對眼前的這面宣傳牌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一位拉著行李車的老人激動地流下了熱淚，他說自己希望香港和祖國一樣有美好的明天，他說自己看見這個宣傳牌，就想起了幾十年前母親對他獨自闖香港時的祝福。 這是王星策劃香港迴歸題材“四重奏”中的第二部交響。 他們實現了自己的初衷。客人散去之後，王星長久地站在羅湖橋頭，他以宣傳牌為背景，照了一張相。那是屬於他的作品。 政治有時是一種公共關係，政治策劃有時就是公共關係的策劃。 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那天，在香港會展中心新翼；國家主席###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贈送了自己親筆題寫的匾額，那上面寫的是： “香港明天更好”。&nbsp&nbsp

中　篇（1）

為歷史做一個完美的紀念——香港迴歸祖國紀念碑策劃 應該說，在香港迴歸這樣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程序中，做成一個倒計時牌就足以說明一個民間的策劃人對歷史和政治的充分關注了。但是，隨著香港迴歸的指日可待，另一個迴歸題材的策劃又迫在眉睫了，那就是為這個歷史性的迴歸建立一個紀念碑。 香港迴歸祖國紀念碑策劃，是和香港迴歸祖國倒計時牌策劃一同提出的，在王星看來，從倒計時牌到紀念碑，應該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和一個完美的圓，所以，完成香港明天會更好宣傳牌以後，他和田地又即刻進入到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之中了。 紀念碑的建設過程和倒計時牌、香港明天會更好宣傳牌沒有什麼更大的不同，如果從策劃的專業角度來表述這個過程也不見得有什麼大的意義，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窺見在運籌這個專案的時候，策劃人的遠見和睿智。 前面說過，策劃者在1994年已經開始運作香港迴歸系列策劃，當時擬先後建造倒計時牌和紀念碑，這兩個專案都需要請示政府並在羅湖橋頭申請專案用地。是報批一個建一個，還是一併報批呢？報一個建一個，可能比較容易被批准；而同時報批，可能會因為專案涉及因素較多反而不容易批准。 王星的意見是，既然是自上而下的運籌這個專案，不如一併報批，一併把兩個專案的用地申請下來。按王星的預見，進入1996年，深圳當地關於香港迴歸的策劃將會非常多，而倒計時牌和紀念碑是兩個容易被人們想到並付諸實施的專案，如果屆時再來申請專案和專案用地，事情將會變得複雜和不可駕馭，不如現在趁多數人還沒有注意這個領域的時候，一併把兩個專案和專案的用地申請下來，使自己的策劃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是對制高點的判斷和掌控；只有你具備這樣的思想、同時也具備對事情發展趨勢的準確預見，才可以使自己的策劃沿著自己的思路展開。 果然，到了1995年底、1996年初，當內地還沒有掀起香港概念熱潮的時候，深圳的香港熱已然興起，不少機構也開始了對香港概念的追逐和策劃，其中不少就是在深圳某地舉建迴歸紀念碑的策劃。深圳地方政府接到不少類似的意向和申請。可以想象的是，這些策劃無一例外地被退回，原因當然是早已有人將紀念碑立項了，不僅如此，連專案的用地政府也早已給了紅線圖。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王星預見性的策劃和操作方式，確保了紀念碑專案能按自己的策劃順利實施和展開。 再說專案的資金問題。由於是民間運作，專案的資金是沒有保障的，哪怕是這樣的專案也是同樣，只有你到了無法操作的階段，政府顧及專案的影響才會施以援手；但政府施以援手的時候，也是你策劃人失手的時候，那說明你沒有操控這樣專案的能力。 鑑於香港題材的大熱，建造紀念碑的時候，已經不像建造宣傳牌那樣過於為資金髮愁了，因為一個民族集體的關注就是資源。但畢竟是體現祖國內地對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的紀念，專案是不可能公開集資的，那樣會成為香港媒介的笑柄。 關於資金的事宜，王星同樣也有自己的思路。還在建造倒計時牌的時候，為了清除周邊的環境，把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的一個廣告牌拆除了，現在，建造紀念碑，也許可以再次從觀瀾高爾夫上打主意。 首先，觀瀾湖高爾夫的舵手是香港知名的愛國實業家朱樹豪博士，他的事業在深圳觀瀾達到顛峰，其掌控之下的觀瀾湖高爾夫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休閒勝地，對於祖國內地的文化體育事業一向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