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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指出魯迅“蒼蠅營營叫”是不對的，為什麼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評家方舟子馬上就指出，“營營”二字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李敖批評魯迅，說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碼的國學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漸被媒體所利用，不斷在公眾面前曝光。雖然其雄辯依舊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經大不如以前了，甚至還讓人們感到了幾分娛樂的味道。

國內也有不少的憤青試圖向李敖學習，然而只是學會了其罵人的氣勢，卻全無李敖對學問的孜孜追求。透過網際網路，我們經常可看到很多憤世嫉俗的言論，但卻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論壇上的反日帖子來說，只是一味地發洩，粗話、髒話滿天飛，卻很少思考中華民族該怎樣超過日本。總之，真正能為整個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後輩人的“舌戰獅城”（1）

諸葛亮“舌戰群儒”、“罵死王朗”均是虛構、偽造的故事。但後代人卻在這種回味“偽歷史”的過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國人不僅羨慕諸葛亮的“三寸不爛之舌”，也在模仿著諸葛亮的狡辯之功。“亞洲大專辯論會”（後改名“國際大專辯論會”）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亞洲大專辯論會雖冠有“亞洲”之名，但並沒有日本、韓國這樣的東亞強國參加，它實際上主要以華語為參賽語言，所以參加隊伍便侷限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馬拉西亞等地區。也就是說，參賽的選手基本都是華人，是諸葛亮的後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躍的“舌戰群儒”的細胞。

1986年，內地大學生首赴亞洲大專辯論會（1993後為國際大專辯論會），代表內地的北京大學隊獲得金牌。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決賽錄影創收視新紀錄。從此之後大陸掀起了波瀾壯闊的“辯論熱”。復旦大學1993年獅城奪冠，《12演播室》把復旦隊教練、隊員請到演播室製作節目，把選手更詳盡地介紹給觀眾。各大報紙紛紛報道賽事情況，刊登決賽辯詞。參賽隊員回國後應各方之邀參加了不少相關活動，使他們感到彷彿進入了“世乒賽奪冠後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圍中，一時間選手們成了人們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內地各種辯論賽也開始火爆起來，電視節目、報紙雜誌也紛紛引入辯論形式。大學生、中學生們個個搖唇鼓腮，頗有一副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架勢。

在首都師範大學隊僅獲亞軍的1997年，大專辯論會的電視收視率跌入低谷，但參賽選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學生對大專辯論賽的熱情，“我一輩子都沒收到過那麼多信，而且大學裡學生宿舍配電視的特別少，很多學生是抱著收音機聽完的辯論賽。所以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對這種形式還是很關心的。”

當我們回過頭來冷靜分析大專辯論賽時就會發現，大多數辯論活動根本不能帶來智慧的啟迪，相反倒容易使我們落入偽智慧的圈套。

在復旦大學校慶網上，刊登著一篇校黨委書記秦紹德紀念該校學生“舌戰獅城”的文章，文中滿懷激情地歌頌了復旦學生獲得大專辯論會冠軍的歷史，但筆者卻從中看出了諷刺的意味，我以為這篇文章恰恰是國人貪戀“口舌之辯”的最好證明。試看該篇全文摘要：

“獅城舌戰”何以在學校歷史的長河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過了十年，我們逐漸明白到，那次辯論賽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復旦的能量在一剎那集中在一個點上迸放出來，造成了令社會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辯論賽充分體現了復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爭第一的精神。復旦歷來有追求卓越的傳統。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許多復旦人的信條。1993年的那場辯論賽在復旦其實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屆亞洲華語大專辯論賽上，復旦就已經代表內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屆另一個兄弟院校未能衛冕。於是，亞洲華語大專辯論賽改為國際華語大專辯論會時，國家教委電令復旦組隊參加，要求捧杯回來。復旦人有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感覺，上下同心，堅信一定能凱旋而歸。黨委立即調兵遣將，讓學識淵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領隊教練，停教一學期，全職投入。曾任第一屆辯論賽領隊、頭腦敏捷的王滬寧教授自告奮勇任顧問。又抽調時任副教務長，有豐富思想工作和組織經驗的張靄珠教授任整個工作的負責人，人事處長張一華任聯絡員。精幹的班子一組成，機器就運轉起來了。為了學校的榮譽，廣大學生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遴選隊員的一場場辯論會成了動員會，全校熱氣騰騰。令人感動的是許多潛心教學、科研的教授們也放下教案、書稿，紛紛前來參與辯論會的評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