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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密切兩黨的相互關係，相互派遣適當的政治上的負責代表，以便處理兩黨的有關問題並增進兩黨相互的瞭解。

在當時，劉少奇提出中共與聯共這樣的關係定位，一方面考慮到蘇聯實際上仍然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中共作為成員之一，要服從其決定；另一方面，旨在消除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勝利後是否會變成“鐵托式勝利”的顧慮甚至疑慮，表明了中共的態度是立足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和整體利益的態度。

但是，斯大林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態度，他批註道：“不！”

在會談中，斯大林專門作了說明，說：“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許可的。兩黨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負責，有問題互相商量，有困難互相幫助，談不到哪一個服從哪一個。”

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8）

可以說，斯大林的這種考慮是從黨的關係而言的，他看到了兩黨都是國家的執政黨，擔心黨的關係會影響到國家、政府之間的正常關係。而這種顧慮也為後來歷史發展的事實所證明：兩黨關於一系列問題的分歧和爭論，導致了兩國之間關係的不正常化並惡化。

劉少奇對斯大林的這一態度是始料未及的。7月12日，他向毛澤東報告此事。1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

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佈。因此，請你們和斯大林及馬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上是否妥當，請斯大林及馬兄決定。

當劉少奇將此電報全文讀給斯大林聽時，斯大林馬上插話表示，“一定要撤銷！”“不要這樣做！”他對如何處理黨際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透過決議，必須全體一致同意，如有一國共產黨不同意，即不能透過決議。這與關切共產國際的組織完全不同。”“我們不願別國共產黨強制我們執行他們的意見，我們也不要求更不願意別的國家的共產黨一定要執行我們的意見。我們兩黨之間經常交換意見是必要的。但我們的意見並不都是正確的，各國共產黨可以拒絕我們的提議，當然我們也可以拒絕各國共產黨的提議。”

但是，實際上，中蘇兩黨的關係在建國前後形成的蜜月時期很快就被兩黨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所打破。尤其是在赫魯曉夫上臺後，中蘇兩黨關係不斷出現裂痕，並最終導致了兩黨之間公開的互相指責和批評，直接影響了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甚至發展到兵戎相見。以至於在“文化大革命”時，反“蘇修”、“中國的赫魯曉夫”之類的言詞在報章雜誌上連篇累牘地出現。

可以說，後來這種不正常關係的出現，與建國初期超出常規的兩黨過分親密無間的關係的不正常有直接的“物極必反”的關係。

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一間小型電影放映室裡。

投影螢幕上，一團巨大的蘑菇雲正在冉冉升起。斯大林及蘇共中央的領導人正在請劉少奇及中共代表團成員觀看蘇聯爆炸原子彈的試驗實況的紀錄片。

據說，這是蘇聯人第一次給外國客人看這樣的紀錄片。

那麼，蘇聯人的意圖，斯大林的意圖，就可想而知。

斯大林給劉少奇等人觀看這類紀錄片，是很有深意的。他不外乎是出於加強同中國的同盟友邦關係的考慮，是在告訴中國客人：原子彈我們也有，別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也能造出來，別人沒有的東西，我們也會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敵人對我們進行侵犯，他們會得到有力的相應的回擊。作為蘇聯的盟友，會得到蘇聯的原子彈的庇護。

當然，受庇護者包括中國在內。

但是，要說蘇聯人沒有防人之心是不可能的。10年後，他們停止了向中國供應制造原子彈的一系列裝置、機器、圖紙，甚至撤走了相關的專家。

此時，朋友關係已經出現了裂痕，開始互相敵視。但是，幾年後，令蘇聯人吃驚的是，在沒有了蘇聯專家的技術指導，沒有了蘇聯的機器裝置的情況下，中國依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這不僅僅令西方國家震驚，更令蘇聯人瞠目結舌。

斯大林還提出，邀請在莫斯科養病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參加他們的宴會，“但怎樣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