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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改，在今年7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毛澤東承認自己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比如抬高鋼的生產指標、提出對“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算”等等。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思想轉變，帶動了全黨在思想上發生轉變。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一次長達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開始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這實際上可以算作是國民經濟調整的起步，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因為“三面紅旗”仍然高高飄揚，這是不可動搖的。

會議期間，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多次提出對1961年的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來，周恩來又加上了“充實”二字，把“整頓”改為“調整”，概括出了指導國民經濟進行大調整的“八字方針”。

8月10日，劉少奇主持了最後一天的工作會議。劉少奇在總結了與會者的意見後，提出了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加強農業第一線、工業支援農業等措施。他強調說：至少最近幾年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把這個觀念建立起來很有必要。總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礙農業，工業要儘量地為農業服務，對農業有幫助。基本建設戰線不要拉得太長，這個東西還是要抓，要提到路線上來認識，戰線太長了違反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實際上是少慢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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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形勢的認識開始發生了轉變（5）

但是，就是在會議期間，幾年來一直未得到解決的日益惡化的中蘇關係，“舊創未愈，又添新傷”。蘇共先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發動了突然襲擊。7月16日，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宣佈準備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從而使兩黨的分歧，逐步擴大到政府間的關係的分裂。

劉少奇對此情況的反應是：站起來！不屈服，不低頭。

8月26日，劉少奇主持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座談會，討論中蘇關係惡化的問題。他說：在這種困難面前，在這種風浪面前，我們團結一致，這很好。我們應該有這個志氣，站起來！不應該這麼一壓就倒了，那就不好了。中國這個民族，一百多年來是受壓迫的，但是還沒有倒嘛！難道現在就可以壓下去？我們站起來了！不光是這麼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壓不下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政策是堅持立場，堅持團結，同時要謹慎對待。

不久，劉少奇親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了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經過鬥爭，會議透過了《莫斯科宣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凱旋而歸，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往北京機場迎接劉少奇一行。

這在當時，毛澤東親迎出訪歸來的國家領導人，還是非常少見的。

這次爭論，沒有真正的贏家，也並不都是輸家，但是並沒有在實質上改變中蘇關係的僵持，沒有能夠阻止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直至後來“兵戎相見”。

這次鬥爭，主要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中蘇兩黨的分歧，主要涉及的問題是國際關係的準則和黨際關係的原則問題。鬥爭是必要的，但難免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

後來，鄧小平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說：

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可以說，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從那時起，差不多過了30年。回過頭來看，需要指出：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中國共產黨人在這種壓力下，沒有屈服。但是，這種壓力畢竟不同於國內困難形勢的壓力。

劉少奇訪蘇歸來，馬上就投入到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工作中。

在周恩來、李富春的倡議下，國家計委在《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共中央肯定了這一方針，並批轉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1961年，我們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至此，開始了為期4年的國民經濟大調整。

八字方針已經提出來了。但情況明瞭嗎？

情況不明，不可能正確地對八字方針進行認識，更談不上切實地貫徹實施。

於是，1961年就成為建國以來的第一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

劉少奇走在了前頭，也深入到了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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