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頁)

張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當田家英向鄧小平彙報時，鄧小平話不多，卻很乾脆：“贊成。”

與此同時，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在對包產到戶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致函鄧子恢等人說：安徽群眾“特別強烈要求的”，是“‘責任田’3年不變，人大代表李有安（勞動模範）甚至代表群眾說話，提出3年又3年不變”。

6月16日，李富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他與農民談話時，農民都說：“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彙報了這些情況。29日，他又給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寫信說：農業問題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為進”。

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彙報工作，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來。”

而對“包產到戶”、“責任制”最為支援，也最力主、力陳己見的，是鄧子恢。安徽省委自七千人大會後，就開始強行糾正“責任田”，並要求在1963年全部改完。同時，廣西也很贊成“包產到戶”，也受到反對意見的強烈批評是：“鬧單幹”。

4月初，安徽省宿縣符離區委書記給鄧子恢寫信，反映了群眾的意見，認為“責任田”保持“五統一”，就是堅持了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原則，方向是正確的。這引起了他的注意，接著就派出了工作組去安徽調查。6月中旬和7月18日，工作組給他發來了一些材料：《當塗縣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宿縣王樓公社王樓大隊實行責任田的情況》、《宿縣城關區劉合大隊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都肯定了“責任田”，認為“責任田”是“在集體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上找出了一條出路”，群眾說：“越幹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不要再變”。

5月9日，鄧子恢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農村問題發言說：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就讓他們搞。自留地、飼料地、自由市場等也可以適當放開或擴大。

鄧子恢說：

我認為，當前在一定範圍之內，擴大小自由沒有危險。過去我們對自發資本主義的危險，我看也有點太誇大了。因此，可以適當擴大小自由。

我認為，適當擴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閒田等，總不要超過總耕地的20％。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變資本主義呀？幹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就發展資本主義呀？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

在這次會議上，鄧子恢提出的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深入的展開討論。劉少奇及其他主要領導人也沒有明確表示態度。

5月24日，鄧子恢給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信：《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主張給農民多一點“小自由、小私有”，強調建立生產責任制是今後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重要環節。

txt小說上傳分享

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6）

5月底到7月中旬，鄧子恢又應邀在軍委總後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黨校等單位作了報告，分析了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產量連年下降，農村元氣大傷的原因是：所有制變動太大，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瞎指揮、經營管理沒有上軌道、幹部中存在特殊化作風、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等。要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必須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要搞聯產計酬的包產到戶。他針對一些批評說：不能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幹，因為“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

7月2日，安徽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