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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調查研究以後，按照各個地方的情況作出判斷。

安徽發生這些嚴重問題中央有責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聖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聖同志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高指標、食堂、供給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時候別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聖同志也報告過中央，中央同意的，責任田報告過中央，同意他試驗的，不過沒有講在安徽普遍推廣，只講在一個地委範圍內試驗。

儘管劉少奇也對“三改”、“責任田”持保留態度，還沒有明朗化，但至少有一個存疑，有一個調查研究後的問題，有一個“是不是還要搞”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承認了“責任田”“實際上是包產到戶”，“在方向上是錯誤的，是與中央提出的《農業六十條》和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掃尾。

但是，“責任制”、“包產到戶”的發展並不是就這樣銷聲匿跡了。它作為一種具有強大的、自發的生命力的生產方式，適應了當時農村的生產力發展的狀況，而且已經享受到實行“包產到戶”所帶來的利益的農民，是不會輕易放棄這種能給他們帶來切身利益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因此，安徽省委在糾正“責任制”、“包產到戶”的過程中，有相當大的阻力。

同時，中央領導人也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實際上從當時國民經濟調整所面臨的根本任務農業增產出發，實行“責任制”、“包產到戶”倒不失為一種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糧食生產、解決糧食緊張問題以及帶動其他方面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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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4）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外出，同時派出了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調查，以找到儘快恢復農業生產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