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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和杜大爺就被一群戴著紅袖章的人帶走了。

他們的批鬥大會我沒去，人群高喊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師父和杜大爺胸前掛著一個木牌牌，一言不發。最後被帶到了哪裡，誰也不知道。

他們鬥了一輩子妖魔鬼怪，到底沒鬥過生活在這個世間的人！那個時代，把他們淹沒了。

有人說過，那個時代像一個大熔爐，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是熔鍊出來的最複雜的鋼。

六五年，師父和杜大爺帶著我，離了家，不顧我的哭鬧，坐了很久的綠皮火車帶我來到了北京。

六六年，聽說中央發了一個什麼“五一六通告”同年八月十八日，我見到了那個偉人，和**廣場的一望無邊的人群。聽說，那群人後來都戴了紅袖章，高喊著“造反有理”。

師父和杜大爺經常捧著茶杯坐在院子裡，師父說，“上海和武漢已經亂了，聽說武鬥死了不少人！”

杜大爺嘆了口氣，“當今天子這麼英明，怎麼……怎麼會……”

我師父連忙示意杜大爺噤聲，良久，才道，“有位高人曾給天子卜過一卦，太祖年老，頭三根白頭髮不得，一根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我的一個哥哥不顧家人的反對也來了北京，是那被**接見的千萬中的一員。他在上海一場武鬥中死了。

那兩年，好多人自殺了。

師父是個有能耐的人，連帶著我的戶口也轉到了北京，在一所初中上初二。

師父和杜大爺不知去向，整個北京，整個四合院裡，只剩下兩個半大的人，一個是我，另一個叫馬志堅，我叫他馬子。他比我大一歲，初三，是杜大爺的徒弟。

四合院裡的東西早已經被抄的乾乾淨淨。被帶走前，師父給我留了那個小棺材和這些年強灌硬塞在我腦子裡的東西，師父嘆氣的說，才三成。杜大爺給馬子留了那三枚銅錢和一本我看不懂的書。

那時候學校裡早已經不上課了，我和馬子靠著師父託人每月寄來的五十塊錢度日子。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那個偉人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一場轟轟烈烈的插隊開始了。在當時，年輕人有兩個選擇，“下鄉插隊，到偏遠山村去！或者當兵。”

我和馬子這樣的孩子，政審那一關是絕計過不了的。別人家的孩子，革委會的大媽一天三回的登門勸，登門說。可是我和馬子，沒人招理。我們是逃不掉的。

馬子那年初三，算是北京老三屆。剛過了年，就有人對我們說，收拾東西，準備走了。

我才初二，其實是可以晚一年的。不過，自知逃不掉，馬子又要走了，我很自覺的也報了名。

那報名處的主任滿臉開花的道，“成成成，這孩子思想覺悟高！”

我和馬子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把我們分到一塊。那人連說沒問題。

沒想到的是，我們這邊剛落聲，那邊就響起一聲，“哥們也要跟你們一塊！”

我和馬子回過頭，嘿，不是黃標還能是誰。這黃標是軍區大院的孩子，根正苗紅，正宗的紅三代。他父親是中將，可惜，因為一個歷史問題，被組織帶走審查了。至今還沒放出來。

黃標和馬子是一屆的，這個軍區大院的孩子，偏偏跟我們哥倆玩得好，對脾氣。

見我們看他，黃標抄著兜，胸前快著的軍綠包包一晃一晃的，“怎麼，哥倆不歡迎！”

“哈哈，當然歡迎，咱們一塊到國家需要我們的地方去！哥幾個，走著！”

晚上，三個沒有親人的十二三歲的孩子，都喝得斷片了。

我們這樣的人，說不清，有人去了陝北那窮疙瘩，有人去了淮北開荒種糧，有人去了黑龍江，還有的去開發海南去了。

我們三個被分到了東北一個叫做龔牛屯的地方。那疙瘩是個什麼地方？鬼知道。

二月二龍抬頭，本該是剪頭吃炒豆子的日子，可是我和馬子還有黃標三個人揹著被褥，一大早就被塞進了綠皮火車。

火車前面，大人摟著孩子哭，眼淚一把抹一把，可是我們仨，只能乾瞪眼，誰摟誰去？

黃標這人可能是在軍區大院裡養成的脾氣，隔著車窗喊，“嚷什麼啊，嚷什麼啊！北京爺們天不怕地不怕，揹著行李闖天下！哭得娘們似的丟不丟人！”

被他這一嗓子一喊，還別說，那哭聲還真就小了起來。有人掛著淚珠子豪情萬狀的道，“哥們說的對，怕什麼！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