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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

194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府的行政機構）向馬衡下了一道緊急命令，要求後者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編制一份名單並配以詳細說明，同時準備安排這些文物用飛機分批運往南京。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制定預備方案，打算從中國東海岸撤退到臺灣島。國民黨的高階軍官希望國寶都能聚集在南京，這樣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把這些珍寶安全地帶到臺灣去。

但馬衡看上去卻並不急著裝運文物。行政院致電催促馬衡快些發貨時，馬衡就以各種藉口搪塞，說還沒有準備好，或者天氣不好不能裝運，透過機場存放和運出這些珍寶無論如何都不太安全，等等。

這些明顯的拖延策略，再加上馬衡對一位同事不經允許就去了臺灣的不贊成，都表明馬衡很可能是在有意違逆南京政府運送珍寶的命令。馬衡的一個職員後來問他：“馬先生，您的目的就是不把那些珍寶用飛機運走吧？”馬衡點燃一根菸，笑著回答道：“那不也是你的想法嗎？”甚至在老朋友和同事莊嚴的催促下，馬衡都沒有改變自己要留在北平的決心。莊嚴後來和國民黨一起去了臺灣，在那裡他繼續為國民黨帶到臺灣去的那部分國寶工作著。

◎　文物運臺

沒能取得馬衡的合作，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拋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寶逃往臺灣。他們撤退到臺灣的時候只帶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約五分之一，包括1935年到1936年間在倫敦展出的那80箱精品。

當時，所有的運輸都由國民黨軍方控制。蔣介石很贊同文物運臺的決定，專門撥出一筆800萬元的款子用於這項計劃。那志良細緻地記錄了這場大規模遷移的細節。本來計劃共運送五次，不過實際只運了三次。總共有約4000箱珍貴文物運到了臺灣。莊嚴被指派護送第一次文物運輸，這次運送包括了所有參加倫敦藝展的箱件。

把珍寶箱件從儲存地送到碼頭時相當混亂，莊嚴曾描述過這一情形：當時他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不知道船上給他們空出的地方有多大；碼頭工人可能是受了共產黨的指使，他們有意拖延怠工，兩個人能抬的箱子他們要三個人一起搬，後來甚至四個人一起搬，直到搬運工作幾乎無法繼續。1948年12月22日，莊嚴隨同第一批文物乘坐“中鼎”輪從上海前往臺灣北部的基隆港。他後來回憶了那次可怕的五日之旅，海面上波濤洶湧，裝滿奇珍的箱子在船艙內左右搖晃。

那志良參加了第二批文物運輸。這次運送的文物包括來自中央博物館和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圖書。中日戰爭以後，杭立武向日本索回了很多珍貴的圖書和藝術品，運往臺灣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這部分圖書和藝術品。那志良先生在1949年1月9日離開上海，搭乘的是商業性的招商局“海滬”輪。

運送第三批文物的“崑崙”號於1949年1月29日離開港口，直到2月22日才到達基隆港，漫長的旅程讓盼望貨輪到達的工作人員等得心焦。莊嚴說這次運輸包括了大部分1933年從北平運到南部的書籍，但“崑崙”號起航時還是在碼頭上留下了60個箱子。在最後的混亂中，這些剩餘的珍貴書籍優先分給了那些無法隨船離開的國民黨軍官的家屬，他們滿懷恐懼，擔心會遭到共產黨的懲罰。

第四次運輸還沒有著手的時候，蔣介石就辭去了總統的職位，繼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運送。文物運臺的行動中並沒有美國船隻加入，美國曾一度錯認為應該動用美國船隻協助文物運臺的活動。

確切的說，有3824箱文物被運到了臺灣，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絕大多數是舉世無雙的大幅掛軸畫作，它們都出自唐宋時期的名家之手。而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則保留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書法作品及小型手卷繪畫作品。北平和臺灣兩處收藏存在這些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溥儀和溥傑離開紫禁城時夾帶了部分皇家藏品，他們挑選的自然是最容易攜帶的物件——尤其是那些手卷和冊頁，由此便將大幅的掛軸畫卷留下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最終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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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宮的建立（2）

國民黨在即將逃往臺灣的最後關頭還奇蹟般地獲得了一些珍品。比如，1948年12月，杭立武和其他幾個人正準備從成都乘坐最後一班飛機趕往臺灣，藝術大師張大千提出了一個緊急請求。據杭立武的記載：

他（張大千）匆忙中檢出七十餘幀，請搭此機空運臺灣，以儲存國家文化。但那時飛機載重已達飽和，駕駛人員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