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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又能分外沉鬱地寫道：

“可他的子女們，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輩人，將無法明白他的父輩們，是如何的為了生存而奮鬥，為了婚姻，而丟掉了做人的尊嚴。”

而這一切，歷經過父輩故事的閻連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懺悔，它才歌頌父輩。也因為明白那些一生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的父輩，甚至今天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閻連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麼平靜得寫到父輩們的故去，是“到另外一個世界躺下來，靜等著他們子女隨後的跟隨和團聚”。

閱讀《我與父輩》時，讓人想起閻連科在寫完《風雅頌》的自述。他說，透過幾十年的“漂泊”與“奮鬥”，他在城市裡擁有了戶口、房子、妻子、孩子，卻感覺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這裡的。他的家是在生他養他的河南農村。可回到家鄉之後，卻發現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說現實中的家鄉已經不能給閻連科的靈魂帶來安寧和輕鬆，那麼這次《我與父輩》的書寫，是不是閻連科透過真實的經歷與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誠結合和懺悔，使他在倫理和精神中力圖找回他心靈中可依可靠的那個“溫暖的家”。這份在我們時代中久違缺失的溫暖的家，其實也正是我們今天所有的現代人的一種缺失和尋找。而作家的這種倫理上無盡的悲傷與懺悔，其實也正是我們所有做兒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達和懺悔的鞠躬。

——《我與父輩》，是所有讀者的“溫暖的家”。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虞金星

閻連科的底線

——評閻連科散文《我與父輩》

閻連科在當代文壇素有“虎痴”之稱，原因在於他將小說當成“拿頭撞牆的藝術”，敢於直面現實，橫掃千鈞，敲碎重重禁忌。這使他常常被公眾想象成一副怒髮衝冠、橫眉冷目的模樣，而見過閻連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