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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作戰,在嚴重關頭,徐向前率部隊強渡嘉陵江,衝破了“川陝會剿”的敵軍攔截,在川西懋功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兩軍會師後,徐向前忙於開啟北進的通道,這時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張國燾不滿中央的北進方針,強令四方面軍南下。經勸說無效,黨中央率紅1、3軍團單獨北進,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軍一分為二,遂率右路軍隨張國燾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歲月裡,徐向前與朱德等同志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最後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會合後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此次會師,標誌著勝利結束了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為實現打通蘇聯道路之目的,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紅軍第9軍、30軍、5軍強渡黃河,直取寧夏,後因蘇聯物援受阻,中央決定放棄取寧夏計劃,命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徐向前任總指揮,伺機進取新疆,接應蘇聯外援。不久,西路軍於河西走廊遭反動軍閥“馬家軍”重圍,徐向前指揮西路軍孤軍奮戰四個月,終因彈盡糧絕,兵敗祁連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無後方依託的孤軍征戰。徐向前率西路軍於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壯之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了。徐向前為“七。七”事變的槍聲所震動。他在沙場上與蔣介石的“剿匪”###軍已對壘了10年。然而,盧溝橋的一聲槍響,民族仇恨超越了階級對立,他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確定的國共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決定放下舊仇,共雪民族之大恥。在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徐向前任129師副師長。會後,毛澤東對徐向前說:“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下一步,你和周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這樣,徐向前隨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來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會見各界人士,深入群眾,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周恩來領導下,同閻錫山的談判進展順利。閻錫山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動員會,並答應為八路軍建立晉察冀抗日前線提供方便。 從此,徐向前與劉伯承、鄧小平一道,大刀闊斧地展開了建立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取得了顯著成績: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迅速發展了抗日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的領導下,129師先後取得了鳳凰山戰鬥、長生口戰鬥、神頭嶺戰鬥、反六路圍攻、響堂鋪戰鬥和反九路圍攻的勝利,累計殲敵近7000人。此戰後,日寇被趕出了晉東南,以太行山區為中心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澤東給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發了電報,要他們在河北平原開展游擊戰爭。徐向前接受了任務,告別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隊挺進冀南,來到了一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說已駕輕就熟。來到大平原後,沒有了大山的依託,游擊戰爭怎麼展開呢?這是擺在徐向前和戰士前面的一個新課題。徐向前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他親自調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幹部、群眾談話,並與宋任窮、劉志堅等領導人研究如何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問題。最終他與幹部的思想不謀而合:人民群眾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堅持抗戰,要生存發展,就要依靠人民群眾,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寫了《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一文,闡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這是一篇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精闢論著,處處閃爍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它不僅對冀南有直接的指導作用,也為全黨提供了堅持和發展平原游擊戰爭的重要經驗。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時間裡,與宋任窮、劉志堅、楊秀峰等同志親密合作,開啟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處理了許多複雜問題。根據地發展到西起平漢路、東至運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人口逾800萬。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東,任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皖北八路軍各部隊,堅持抗日遊擊戰爭。在此期間,他聯合抗日民族力量,並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摩擦與反摩擦鬥爭,廣泛建立地方政權,有力地抗擊了日寇對山東的新“掃蕩”。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蔣介石就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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