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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到了太原的時候,這個老太婆又神氣十足了,巡撫毓賢率領大批文武官吏去省城外幾公里地方恭候迎駕,所準備的行宮堂皇壯麗,具有宮廷氣象。
在逃難過程中,有一天慈禧向吳永講述前後的逃難經過,她說,當義和團鬧事的時候,他們都說團民是如何的忠勇,守紀律,繪聲繪色,我就相信了。後來他們攻打教堂,火燒正陽門,我瞧著不像個事,心裡就明白了,他們是靠不住的,不中用的。這個時候,宮廷裡面的好多人都和團民混在一起了,就連載瀾等人也都學著他們的裝束,短衣窄袖,腰裡束上紅布,氣勢洶洶,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了一樣,載瀾居然有一次和我抬槓,拍桌大罵,差點把案都給翻了,那時我一個人也沒了主意,鬧到如此田地,如果不是我忍受委屈,遷就他們,安撫眾心,使他們還有一點分寸,要不然,紙老虎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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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與洋務
瞿兌之《杶廬所聞錄》說,張之洞“張文襄雖主新政,而思想陳舊,亦出人意表”。
光緒初年至宣統,幾十年而已,但事勢懸絕,好像有二三百年的變化一樣。兩種勢力消長,就是清流派和洋務派的較勁。
光緒初年,清流因清廷欲博廣開言路之名而得勢,恭王、李鴻藻、翁同龢、張佩綸、陳寶琛、鄧承修、張之洞,今日一章,明日一疏,專事彈劾,貪庸大僚,頗為側目,此輩遂有清流之號。
光緒十年之後,外侮日急,應變之才尤顯重要,於是洋務之名又興,洋務派因軍功、留學、出使之途上升,不由科目進,與清流異趣。為人又多驕奢、結納呼朋,和傳統士大夫氣節有違,兩派漸相惡,李鴻章號為通時務,又喜功名,洋務人才多輾轉依附於他。
甲午戰後,翁、李相互視為仇敵,新、舊黨頓判。
清流認為不得不變法,康有為以一小人物,名聲大過公卿,背後就有清流派鼓吹抬舉的功效。
但清流終敗於袁世凱,袁世凱系李鴻章派的柱石。
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時,恰值甲午戰敗。他馬上巡視江防,寶山、江陰、鎮江等處,剷除以前偽劣窳敗的炮臺,即刻購置泰西新式炮五十餘尊,重建可用炮臺,又在後山上築新式炮臺二十餘座,這是江南最早有後膛炮和最早的西式炮臺。他又擬於吳淞、崇明等地大修炮臺,為江防經久之計(《抱冰堂弟子記》)。
作為一種補救,不可謂不努力。但專制壓抑人性,壓抑創造性,以致總是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內在的矛盾一當關鍵時刻,立即顯露出來。甲午之際,各路防營皆為各統領把持,好像是自家的產業一樣。兵怨械朽,不能一戰。更有甚者,還有為敵人引路的,自動搞破壞的……
如僅從張之洞的作為來看,清流未必較洋務派不知兵。但他們遇到的阻力泰半相似。
於是形成這樣的局面:清流始舊而繼之新;洋務本新而趨於舊。
庚子(1900)之後,清流勢力貶斥幾盡,袁世凱與奕劻結納,狂引洋務人才,其中又分親日、親美、親德……各派,迎合親貴,援引官僚,凡躁進喜事之人,依附夤緣,相繼得志。
清流只剩張之洞、岑春煊,勢力受阻,晚年默退無鋒芒。
李鴻章雖為風雲人物,但其為人實在成問題。《杶廬所聞錄》談到光緒初年彭玉麟巡防長江水師,鋤強抑暴,威聲遠播,其間,打掉李鴻章手下悍將奪*、貪人財、害人命的譚祖綸,尤受人民稱頌。
李氏兄弟相繼為湖廣總督,其間,枉斷曲直,任用私人,把兩湖當成自家的小國,湖北民眾在其權勢之下呻吟,其下江防部隊,割據水陸,不可一世,統領營官,皆由私授,其陸營統軍劉提督,所部淫掠不止,有如盜匪。湖北人民皆呼之為劉長毛,同僚尊之為劉軍門,凡是此人的事,有司不得過問,跋扈江漢,勢傾司道。
李鴻章在甲午海戰慘敗的次年,到俄國去簽訂《*》。本意是聯俄製日,不料卻是將雞送給黃鼠狼。俄人以修鐵路為詞,把老李給騙了。為了達到目的,“俄國劃撥一百五十萬美金,賄賂李鴻章及其隨員,菲泰在其《*》中言之鑿鑿”。吳相湘先生《帝俄侵略中國史》將此金額稱為“李鴻章基金”。帝俄遂將魔爪伸入中國體內。
俄國人深知李鴻章這個老邁者的心理,把威脅、利誘、欺騙用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