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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統領得人”。

錢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學風》說：“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臺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

1853年江忠源、吳文鎔相繼陣亡，隨後收復武昌，又是用羅澤南奇計，清廷喜心翻倒：“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兩個月後，還是羅澤南“破賊於孔隴驛”。這年年底，水陸官軍進攻九江，又是羅氏指揮首戰大捷，隨後太平天國反撲，分割官軍於江中多段，曾國藩指揮船被圍，也是暗中換乘小舟入羅澤南營地，僅以身免，曾國藩羞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節，羅氏力諫乃止。

1854年岳陽水戰，“師船不能回營，為賊所乘”，竟然有十來個將領陣亡，又是羅澤南“破賊於城陵磯”。

隨後，僅在一個月中，羅澤南“破賊於貴溪”、“剿賊於景德鎮”、“連破賊於梁口，雞鳴山等處”……包括太平天國兇悍戰將石達開，在1856年的秋天，裹脅農民，揮大軍飆竄於江西各地，來勢異常兇猛，各地迭發警報，又是“一經羅澤南痛剿，即連次挫敗……”

羅澤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聞江西緊急，間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見大喜……”羅澤南上書陳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復武昌的戰略，更加重他力挽狂瀾的責任。巨眼卓識，有神龍不見首尾之妙，遂奠定東南戰局之轉機，“澤南因自義寧單騎詣南康謁公（曾國藩），面陳機宜”。

一羅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驍騎，踽踽獨行在殺機四伏的驛路之上。

他們以孤膽英雄的道義擔當，於艱難困苦中著手成春，無數次賴其一舉扭轉頹勢。堅毅的文化道統的維護，孤獨的時世艱難的思索，需要生命與巨量的鮮血與死亡來完滿這迂迴的溝壑。

殺人手段救人心，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間志士韓衍說的“殺機沸天地，仁愛在其中”。心靈中另有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時勢增加了太多的變數，如果沒有文化的介入，戰爭就不可能停止。　。。

附錄：曾氏傳記三種評騭（7）

文告之間，看得出戰事的激烈反覆。武昌欲克未克之際，“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於賊”。也就在武昌將克之時，羅澤南陣亡了。

最後的武昌之戰，時值大霧，城內太平軍敢死隊突圍，實施無序拼殺，部隊頓形混亂，澤南左額中彈，拖延二日死於軍營中，年50歲。他終於倒在飽受戰爭摧殘的陸地上。在濃密的大霧中，名將之花凋落，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來的如磐的壓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並非全然來自太平軍的人生的負擔？中槍後延醫的一兩天時間裡，他是否有過放棄的念頭？相信人生的壓力，在此時，絕非尋常頭腦所可想象。書生將軍，秀才元戎，放手一搏，頓挫成意想不到的強硬和鐵腕。如鷹隼憤然振翼，慨然出擊。突如其來的大霧似乎是一種宿命，好像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綿延文化生機的擔當包袱。夢幻泡影，化為烏有。

（五）

讚譽曾國藩的人，其總著眼點在於，曾氏出將入相，手定東南，勳業之盛，一時無兩。俞樾是他的學生，進士後複試，就是曾氏閱卷。大為激賞。他人有謂其文先已作好，曾國藩力駁之。遂使入翰林。那時詩題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為：“花落春仍在。”以為詩歌所表現的氣場和寓意簡直無以復加，乃加以拔擢（《春在堂隨筆》卷一）。

又因俞樾銳意著述，曾國藩有聯語說他：“李少荃（鴻章）拼命做官，俞蔭甫（樾）拼命著書，吾皆不為也。”其實曾氏既做官又著書，但他說的也是實情，真正的意思是，對此二者不上癮，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總起來看他訓練的部隊，精神煥然一新，戰力強勁，配備火器，成效遠遠超過清廷常備軍，他以彭玉麟等組織的水師，又是機動效能相當強的兩棲部隊。

湘軍的成功，歷史學家都承認的了。蕭一山先生以為其要點在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骨子中儲存著我國鄉民固有的誠實和勇敢。對兵員，嚴格按規則保障後勤物質供養，而對帶兵的營官，總須其為孔孟的信徒，也即還是讀書人。曾氏說“近世之兵，孱怯極矣，懦於御賊，而勇於擾民”。湘軍之建立，無論戰鬥力還是精神面貌，都和當時的綠營官軍、土匪、遊民暴民儼然區別開來，而成異軍突起的勁旅。

整個的情形，可說是讀書人打不讀書人，大讀書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