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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中有這樣一段話：十月打了清澗後應該體整南下，但犯了一個錯誤，去打榆林。這時我們估計：馬軍不會怎樣積極增援，胡軍來不及；以後又沒多少機會來打；開啟了又可以得很多東西。這樣一想，便以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國民黨的精銳力量已基本消滅，蔣介石為了保住西北作為殘喘

之地，極力拉攏青、寧兩馬，企圖做垂死掙扎。青、寧兩馬一時得意忘形，野心惡性膨脹，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們狂言：“解放軍沒有什麼了不起！”

看來，馬家軍與第一野戰軍之間空前激烈的較量只是時間問題了。

三、雄師溯源第一野戰軍是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玩弄和談陰謀之歷史關頭，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命令晉綏部隊“風雨無阻”進擊，連克數城。在卓資山，賀龍下令“全殲守敵，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卻向兔子一樣溜掉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最早是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基礎上組建發展起來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在德軍橫掃西、北歐取得暫時勝利的刺激下，決心乘美國戰備尚未完成、英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奪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　月23日，日軍大本營和政府的聯席會議決定了《伴隨世界形勢進展對時局處理綱要》，聲稱：“為了應付變化著的世界形勢，應迅速解決中國事變，並抓住有利時機解決南方問題”，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軍大本營陸軍部遂開始研究南方作戰計劃，海軍則進行對英、美的作戰準備。

9　月，德、意、日在柏林簽訂了同盟條約，三國侵略同盟進一步得到鞏固，從而加劇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由於中國抗戰消耗和牽制了大量日軍，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為了利用中國抗戰遏制日本南進，遂由推行犧牲中國利益的“東方慕尼黑”政策，轉為採取積極支援中國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放手南進，急謀在鞏固其侵華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結束對中國的戰爭或穩定在中國的戰局，並把中國變為它南進的後方補給基地，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於是，日軍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逼降活動，另一方面集中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加頻繁、更加殘酷的“掃蕩”、“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當權者動搖於英美與日本之間，“左右逢源”，既想借與日本談判，以壓英美等國給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援中國抗戰，與日本討價還價。同時，國民黨看到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重點打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因而決心繼續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

他們策劃了圍殲新四軍的陰謀，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還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但遭到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的斷然拒絕。

在1941年至1942年，不僅日軍極其頻繁地“掃蕩”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而且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也加緊對根據地的包圍封鎖，有的一部分部隊還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名義投降日軍，改編為偽軍，配合日軍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日、偽、頑的夾擊下，八路軍傷亡很大，部隊大量減員，根據地日益縮小，根據地財政經濟發生了極大困難。毛澤東在回顧當時困難情景時說：“我們曾經弄得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們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他曾把經濟困難比做“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

當時，陝甘寧邊區處境更加艱難。陝甘寧邊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

紅軍建立的一個革命根據地，全區北起長城，南至涇水，西接六盤山脈，東臨黃河，南北長近500　公里，東西寬約400　公里，有23個縣，人口約150　萬，面積達12。9萬多平方公里。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口頭上承認邊區是國民政府的一個特區，邊區蘇維埃政府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指揮中樞，是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領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總後方。正因如此，日、偽、頑加緊了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