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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

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為了挽救瀕臨全面崩潰的財政經濟，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進行所謂經濟改革運動。

政治制度的腐敗必然導致經濟的混亂和大量犯罪現象的發生，進而導致國家的權力變質、失效、以至敗亡。

國民黨統治的垮臺，主要由於內部的腐敗。

有權就有錢，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治的傳統。爭權為了奪利，成了中國曆朝歷代統治者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反動派的當權者們，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權的好處。

日本強盜敗走東洋，“刮民黨”下了峨眉山，“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摘。”蔣介石手中有權力，說了的話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戰勝利後的大桃子也確實摘了不少。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趁機發了大財。“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們打著接收的旗號，大行“劫收”之實。所有日偽的金融機關及其一切附庸的企業機關，都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滙業局”接收，轉化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私有財產。接收大員們則上行下效，“國難發國難財，勝利發勝利財”，肆意鯨吞掠奪。

抗戰勝利的桃子應該由誰來摘？這是很明白的。“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但遺憾的是，天天澆水也罷，衝鋒陷陣光著腳丫子踏敵人的地雷也罷，但勝利的桃子與這些人是無緣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淪陷區人民送給“刮民黨”中有權人物們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員們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車子、票子樣樣都要，搶封人家住宅倉庫的條子滿天飛，“五子”都登了“科”，個個私囊中飽，只有國庫仍是空虛。

第二句話是“有條有理”。“條”就是金條，有了金條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強盜，還是漢奸，只要向接收大員獻上金條，都“好說好說”，有理可講。本該千刀萬剮的大漢奸，因為送了大大的金條，居然搖身一變成了打入敵偽的“志士”。

第三句話是“無法無天”。“法”就是法幣，有了法幣送給接收大員，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可“立功受獎”。如果沒有法幣，那就對不起了，要“秉公辦事”，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永無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條有理”、“無法無天”，飽了國民黨當權者的私囊，毀了國民黨統治的國家。許多後來的史學家認為，抗戰勝利是國民黨走向徹底失敗的開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勝利了卻遭殃的老百姓，編了一首順口溜詛咒國民黨統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天下為私，慾壑難填。國民黨雖然“劫收”了敵偽和人民無以數計的大量錢財，但國民黨的國庫卻仍然空空蕩蕩。因此，又殘酷地用偽幣兌換法幣的辦法想給“國家”弄點錢，以準備用作和共產黨軍隊作戰之用。日本投降時，偽幣和法幣的購買力，大約是25偽幣等於一法幣。蔣介石政府的兌換比率，卻是200元偽幣兌換一元法幣，對於敵佔區人民的資產“幾乎近於沒收”。

坑了人民，肥了贓官。據當時的報紙透露，僅這一樁買賣，蔣介石等人就可淨賺黃金百餘萬兩。

打仗不僅需要人，而且還需要錢，人和金錢是使戰爭機器運轉的兩個最基本的因素。蔣介石為了支付內戰的龐大軍費，除了對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增派捐稅、田賦外，只好開動印刷機，日夜趕印鈔票。透過通貨膨脹，把內戰經費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1945年，國民黨政府共發行鈔票10。3萬億元，為抗戰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財政部統計，法幣發行量實際已達到1200萬億元之多。鈔票滿天飛，物價就旋風似地跟著上漲。到1947年，物價漲到了抗戰前的6萬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價已漲到了抗戰前的2500萬倍。一位經濟學家在上海《觀察週刊》撰文評論說，物價上漲，法幣靈符失靈，如今都市大宗買賣早用黃金美鈔計算，農村社會普遍以糧食作價格標準，偏僻地區又已恢復銀元往來，物物交換風行各處。法幣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價值尺度的機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機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機能，失去貯藏手段的機能”。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鈔票幾乎變成了一堆廢紙。

蔣介石進行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圓為本位幣，準備發行金圓券，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