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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由中正當主席，德鄰兄當副主席，今後凡是黨的重大決策，先提到‘非常委員會’審定，然後交由政府執行。這也是孫總理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的具體體現。”蔣介石言畢，吳忠倍、王世傑等極力附和，而李宗仁卻兩眼直冒金星，差點兒沒氣得暈了過去。攤牌的結果，仍是要做一個傀儡角色。但蔣介石玩的把戲又讓李宗仁有嘴咬人，而無處下口。蔣介石雖然下野了，但他是國民黨的總裁併未辭去，蔣介石說同意把政府的權力都交給李宗仁，但並沒有說把黨的權力也交給李宗仁。現在黨的總裁主張建立一個“非常委員會”，做為國民黨黨員的李宗仁，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同意呢？

白崇禧後來得知了詳情，罵李宗仁：“一堆爛泥，怎麼也扶不起來。”李宗仁回到桂林後，廣西立法委員李任仁力勸他“在桂林簽署和平協定，方是唯一出路。”

黃紹竑也從香港給李宗仁捎來信，說：“共產黨誠意和平，絕無假說可言。健生主張穿草鞋上山，實屬荒誕之舉。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無去廣州之理。請德公早下決心，在桂林簽署和平協定。”並告訴李宗仁，他正在香港準備組織立法委員起義。

李宗仁心中一團亂麻，百般思量，最後還是隻身乘車去了李任仁家。

他對李任仁說：“近幾日想來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

先生所言極是，德鄰欲和中共再開和議，能否煩你和北平取得聯絡！”李任仁為李宗仁的真情所動，慷慨應允：“只要為和平奔走，我願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正當李宗仁準備讓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聯絡時，白崇禧偕居正、閻錫山等人突然飛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訴李任仁：“看看情況再說。”原來，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給白崇禧發報，讓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機無法降落，遂去了廣州。

在廣州時，張發奎鼓動白崇禧，勸說李宗仁和老蔣公開決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進行談判，只要中共能保留兩廣地方獨立政權與軍隊建制，其它八條二十四款的內容，都可以接受。

張發奎的意見，白崇禧深表贊成，並和張發奎商定：李宗仁抵穗時，國民黨黨政要員，必去機場迎接。張發奎要預先在機場作好佈置，到時發動突然政變，將老蔣的嫡系頭目陳立夫、陳果夫、孔祥熙、朱家驊、鄭介民等悉數扣留。對有反蔣傾向的何應欽、閻錫山等人，則要求他們在李宗仁領銜下，共同簽署反蔣成立西南政府通電，如何、閻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佈通電後，即成立以李宗仁為首的獨立政府，宣佈與中共恢復和談，並把這些被扣留的蔣介石嫡系作為送給中共的贄見禮。

白崇禧正是帶著這個大膽計劃從廣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閻錫山，則是另負使命，勸駕李宗仁回廣州繼續做他的傀儡代總統。

蔣介石見李宗仁真的動了氣，返回桂林不去廣州，便派居正、閻錫山到桂林進行勸駕。並帶來一封親筆信，信中首先指責李說：“現在黨國正處在危亡的最後關頭，你身為代總統，對黨國、對人民負有不可旁貸的責任，豈能兒戲視之一走了事。”接著說，“我是國民黨的總裁，就我的處境和地位說，義應黨存與存、你存我存。只要黨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決沒有不全力支援你的道理。”最後表示，只要李到廣州來負責，一切軍、政、財權都可歸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要軍隊有軍隊，決不背後掣肘云云。

因為蔣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與中共重開和談的話，蔣介石不但失去對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將失去對西南殘局的最後控制，這對蔣介石來說，將是一個無可彌補的巨大損失。如果真的這樣，上海一失，大陸再無立足之地，便是孤島也來不及固守，更無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裡此時也不糊塗，老蔣是對人有利的事，只說不做；害人之事，防不勝防，只做不說。在最初閻錫山、居正和李宗仁談時，李是一口咬定，無論如何不回廣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膽計劃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廣州組織西南獨立政府，他也說不去廣州。

李宗仁經不住閻錫山的苦口婆心、軟磨硬泡，於是向老蔣提出了六條條件，並讓閻錫山整理成檔案，叫《李代總統與居正、閻錫山等談話紀要》，讓蔣介石簽字畫押後；即可赴穗到任。這六條是：一、關於指揮權：力求扭轉軍事頹勢，國防部應有完整指揮權，蔣先生不得在幕後指揮。

二、關於人事權：全國官吏之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