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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權力交接的一般規律。 對於以上這些接班人來講，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他們都是在老一代領導時期就擔任重要職務的。二、他們的接班人地位在老一代領導權力未曾交接時就已經明確。三、他們都是在老一代領導權力未交接時期退出組織高層的。  ＇返回目錄＇  
二、危機之二：斷層（2）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他們的命運完全來自於老一代領導，即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現象，我們想是任何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但卻都發生了。如果只發生在一兩個人身上，我們說，這是領導決策出了問題，但大部分如此，那麼問題的原因就不是個人原因，只能從組織原則上去找。從組織建設上講，確定接班人本是合理的，但必須與一些組織原則配合起來。如果將其他組織原則拋在一邊，而只是誇大接班人的作用，那麼，就會重新陷入政黨建設之初的通病——�依靠個人而不是依靠組織。中國古代很早就建立起了完整的統治構架，被西方學術界稱為“文明早啟，政治早熟”。但為什麼同時又被稱為“五千年不變”之政治，其原因就在於缺少制度化的組織建設，尤其在權力交接這樣關鍵性的問題。因此中國歷史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治國之時，謀深劃遠；傳承之日，幾如賭博。上一代皇帝向下一代皇帝傳位時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情感色彩，結果是昏君多，明君少。歷史上幾個有作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棣，皇位乾脆是搶來的。因此，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解決了很多政治難題，但恰恰在權力交接這一問題上幾無建樹。 因此，在權力交接問題上，一方面要遵循權力原則，一方面還要遵循民主集中原則和影響力原則。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等級觀念越來越淡化，權力原則在政黨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小，而民主集中原則和影響力原則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民心向背不僅僅是針對老百姓，對於黨組織內部同樣如此。既然政黨的權威是在動員和組織民眾的過程中形成的，那麼政黨領袖的權威也一定是在同樣的過程中形成。皇冠可以繼承，金錢可以繼承，惟有民心向背不能繼承——即人民的志本，這是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贏得的東西。 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完成了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為平穩的一次權力交接。新一代領導集體不僅僅順利走出了權力過渡期，而且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了越來越高的威望。這在我黨組織建設上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因此，現代政黨權力交接的第二個組織規律就是：權力必須由上一代領導集體向下一代領導集體過渡，而不是個人向個人的交接。  ＇返回目錄＇  
危機之三：他換（1）
危機之三：他換——組織結構對政黨定位的束縛 他換危機是指執政黨由於自身的原因導致其在社會組織生活中的權威地位被其他社會組織所替代。其實質是組織結構對政黨定位的束縛。這裡所講的其他社會組織不僅僅是指政黨，還包括指行政組織和志願組織。政黨競爭問題不是本章討論的內容。政黨的行政化和志願組織的崛起，是他換危機的主要表現。� （一）政黨行政化：組織離心力之產生 政黨行政化是許多現代化條件下執政黨的通病。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黨在執掌國家大權之後，政治領導人和黨員會把他們的忠誠由政黨轉向政府機關。他們本人在政治上從群眾領袖變為政府大員。在以往的###的環境中，他們對黨的獻身精神使他們把大部分心思才力，用來建設起堅強的、反應靈敏的組織，能夠按照黨的指示採取有紀律的行動，能捕捉並領導群眾的意願來達到鬥爭目標。但執政後，繁忙的政府事務工作分散了組織工作精力，使政黨本身受到削弱。組織精力的明顯分散意味著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昔日得以從事於黨的組織建設這個至關重要工作的英才，現在可能因忙於政府的一個部或一個局的公務抽不開身，除非能夠馬上源源不斷地物色到忠於黨的組織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否則黨的組織，即政權與群眾之間的主要紐帶，就可能被削弱。”③這不僅發生在許多其他國家，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對黨的認同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其內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據統計，我國一些基層起不到組織作用，有些甚至嚴重癱瘓，其原因即在於此。而很多擔任高官的黨員最終走向貪汙墮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棄了世界觀的改造，其制度化的原因即在於此。未曾執政時期的黨的職業革命家曾是人們的崇拜偶像，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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