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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少數，監督選舉，提供經濟諮詢，組織對某一問題感興趣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進行交流，促進民主。”“第二個發展趨勢就是全球資訊系統和通訊交往網路的出現。”②現實圖景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建立在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西方文明更是面臨空前的壓力。 在政治領域，究竟是一黨、兩黨還是多黨制好，曾是爭論不休的問題。除了歷史選擇之外，這一問題在今天有了戲劇性的變化。過去所討論的問題的基礎被現代化過程消化掉了，那就是——競爭達到了它的極限。人們已經充分意識到，過分膨脹的意識形態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生活組織全部排斥在外。競爭並不是能夠造福於世界共同體所有國家的惟一價值。市場競爭不是一切，不能把它的邏輯加到人與社會的範疇，特別是在運用競爭邏輯的時候，不能對人與社會的具體狀況置之不理。並不是任何價值都能夠從市場競爭上得到。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所謂經濟理性並不能指揮個人與集體生活的所有領域，如教育培訓、家庭生活、各種社會團體的出現、民主機關的工作等等。 因此，里斯本小組提出：“只有透過把不同範疇內許多社會—經濟網路緊密結合起來，使他們以共同目標為取向，人們才能比較現實地希望實現社會公正、經濟效率、生態的持續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從而避免一場（經濟、宗教、政治或倫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險”。 政治意識的提高帶來了政治參與的擴大，政治參與的擴大帶來了要求現存政治制度與之保持同樣步伐的客觀需求。這就是全新的、更高層面、更大範圍的社會穩定之所以能夠產生的根本原因。新的政治制度必須是有能力吸收現代化造成的新興社會力量和日趨高漲的參與水平。 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很早就看到：政治參與擴大的首要制度保證就是健康的政黨與政黨體系。在政治參與水平尚低的時候就形成了政黨組織的國家（英、美、日、中國、俄羅斯），就很有可能在擴大政治參與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解決此類問題需要高度發達並已制度化了的程式。擁有高度發達的傳統政治制度的國家，可以透過對其制度的不斷調整而演進至較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在某一階段上，政黨對於政治參與擴大的組織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黨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補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補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大多數現代化起步較晚的國家都不具備透過自身調整而能夠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那種傳統政治制度，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可能早地建立現代政治制度，即政黨制。早期現代化國家聽憑歷史擺佈的東西能夠成為晚期現代化國家有意識的抉擇。二者的經驗皆證明，及早重視政治組織和現代政治制度的建立等問題，當使現代化程序較為順利而穩妥。這將有意識地調控經濟，使社會能夠不斷實現高速發展後的“軟著陸”。&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　想看書來

二、現代政治文明執政主體與其環境的關係（3）

即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政黨活動還只能侷限於一國本身，但其價值觀和宗旨卻必須儘可能多地贏得更多的國家和更多的民眾的理解，這將成為未來政黨政治在國際生活中的重要任務。 1．美國“亨廷頓悖論” 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曾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從全球角度來看，政黨的數量及其力量之間似乎看不出有什麼聯絡……二者之間的關係是隨著現代化程度的不同而變化的。現代化水平高，那麼不管政黨的數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強大的；現代化水平低，則一黨制既可能是強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黨制則無一例外都是弱小的。”④同時他又花了大量篇幅來鼓吹所謂兩黨制的優勢。但今天看來，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亨廷頓悖論”，他標榜的兩黨制的競爭是美國政黨制度進步的根源，但在競爭達到極限之後，以榜樣自居的美國兩黨之間的界限竟然也變得模糊起來。 我們認為，如果政黨不是在為一個既定的方向奮鬥，而是不斷地透過利用對方的失誤而爭取民眾，這樣的架構離開了政黨政治的本意。因此，現代社會選擇何種政黨制度，與數量多少無關，與政黨的強大與否也無關，只是看這個政黨能否使民眾“以共同目標為取向”，並能夠與民眾之間建立有組織的自願的廣泛的聯絡。因為政黨存在的基礎是民眾的支援，而不是與其他黨派競爭。一如市場中的企業，站得住腳的企業都是因生產出了適合消費者的產品，並持之以恆地發展，而不是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兩個還是多個同類企業。如果市場上沒有這種需要，那麼無論是一個、兩個或多個企業都是多餘的。 如果說，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