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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生詳細地把毛澤東在軍委報告上的批示告訴了肖勁光。
肖勁光聽了後既感動,又受鼓舞:“毛主席是瞭解我的。”
是呵,從二十年代選送他出國留學,到中央蘇區同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擠和打擊;從陝北選他做留守兵團司令到新中國成立後派他籌建海軍,不瞭解他肖勁光,毛澤東能這麼做嗎?
劉道生走了之後,肖勁光拿出筆紙,給毛澤東寫信。
在信中,肖勁光對海軍發生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向毛澤東表示了深刻的檢查。同時,也談了自己對海軍中存在的問題的看法。信的最後寫到:曾經有好幾次打算找主席,但沒有適當的機會,如果主席時間許可的話,我可隨時前來。
信寫好後,肖勁光喚來秘書。讓他從速用專遞送呈毛主席。
不久,肖勁光康復出院,又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海軍工作。
1965年11月。北京。
中共海軍黨委召開了三屆二次全會(以下簡稱“三。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肖勁光和李作鵬等人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並引起了一場公開的爭論。
會議之前,李作鵬主持搞了一個材料,即《海軍三年工作基本總結》。
在這個材料中,他們將海軍三年的成績歸結為一句話,即:“充分顯示了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巨大威力。”在分析存在的問題時,也認為是“突出政治不夠,在‘四個第一’的落實上還有很多薄弱環節。”並羅列出十四個問題。
對此,肖勁光頗有異議。肖勁光主張:“總結檢查1963年以來的工作,必須以實踐為標準,不能因為‘突出政治’而衝擊軍事,妨礙軍事訓練。”
李作鵬也作出強烈反應,指出肖勁光的“態度是懷疑牴觸的,實際上是思想不通”。
“三。二”會議開始討論之後,雙方各執己見。
李作鵬說:肖勁光身上存在嚴重的問題,並列舉了十幾條具體錯誤,如“對海軍工作方向偏的結論不滿”,“對部隊中在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問題上的許多奇談怪論不聞不問。”“對李作鵬、張秀川採取不合作,不支援,排斥打擊態度”等等。
而肖勁光則在小組付論會上反覆闡述他自己的觀點,並坦率地說:“我對李作鵬在工作中的一些意見,是我的工作範圍內的問題。我是司令員,我要對海軍負責。”
尤其在海軍軍以上領導班子調整問題上,雙方弄成僵局。肖勁光主張保持海軍軍以上領導班子的相對穩定,這有利於海軍的建設和發展。李作鵬則主張按政治標準“徹底”地搞,大調動,對老幹部儘可能地外調。並請肖勁光到林彪那裡彙報情況,並以“離開海軍”或“掛名不幹事”相威脅。肖勁光因此而大光其火。
自此以後,海軍中肖勁光、蘇振華、劉道生三人與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等之間的原則性爭論一直沒有間斷過。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是非黑白被完全顛倒過來。
李作鵬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海軍內部長期存在著兩種建軍思想、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雖經1963年1 月黨委擴大會議和1965年12月‘三。二’會議等多次批判鬥爭,但始終未得解決……問題不能解決,與羅瑞卿的影響干擾有極大的關係。海軍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地揭蓋子,擺問題,不論他是誰,不論他的錯誤有多大,不論是什麼性質,都要徹底查清,明辨是非於是,一場由林彪控制的,由李作鵬策劃的,向肖勁光、蘇振華奪權的陰謀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了。
正當海軍領導班子的這場鬥爭白熱化的時候,一件偶然的事,使事情出現了一些轉機。那是一個八月新秋的上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肖勁光、蘇振華、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等海軍領導人都上了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見到肖勁光之後,主動走過來,與肖勁光握手,並對李作鵬、王宏坤說:“肖勁光是老同志、蘇振華是好同志,你們整肖勁光、蘇振華做什麼?”
毛澤東還與肖勁光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李作鵬、王宏坤等人在毛澤東那裡碰了釘子之後,才稍有收斂。
後來,林彪等人又多次向毛澤東告狀,要罷肖勁光的官。毛澤東始終沒讓步。有一次,毛澤東嫌他們說煩了,乾脆講:“海軍司令還是要肖勁光當,肖勁光是終身海軍司令。”
因此,林彪一夥多次想打倒肖勁光,又不敢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