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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理論”，它描述了一種互為因果迴圈的過程。在這種迴圈中，被定義為消極、無能、衰弱的老年人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這些加在他們身上的定義，並按照這一定義行事，就會不由自主地進入消極和依賴的地位。他們感到自己沒有能力，於是越來越消極。這種惡性迴圈無疑大大損害了老年人的自尊和自信。所以，除了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應該趨向於充分發揮老年人自立、自尊、自強的主觀能動性外，老年人自身也應該以一種積極的心態面對社會變化和老年生活。

首先，老年人和整個社會需要打破將高齡者視為無能、是社會負擔和無社會貢獻可言的群體的舊觀念，而確立“積極老齡化”的新思維。在這個問題上，聯合國衛生組織在2002年發表的“積極老齡化”政策中，積極倡導老年人繼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市民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活動。並強調：“必須認識到老年人不僅有能力帶頭改善自身的情況，而且有能力帶頭改善整個社會，從而對社會作出貢獻。前瞻性思考要求我們發揮老齡人口的潛力作為今後發展的基礎。”應該說，這一“積極老齡化”政策有著足夠的理論和現實依據，同樣符合我國老年群體的願望：透過參與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活動，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信和自尊，在活得瀟灑的同時也增加經濟收入，提高自我保障的能力。參加活動還有利於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對於健康的低齡老人（80歲以下）來說只要有積極的參與意識就不難融入社會，而對於高齡老人（80歲以上）來說雖然可能會遇到身體障礙和自理能力差的問題，但也還是有可能參加一些適當的社會活動。老人可從關心他人的活動中獲得生活的滿意感，感受生命的意義，從而遠離消沉和孤獨的心境。其次，改變“養兒防老”的舊觀念。“養兒防老”是對老後生活的一種設計，是一種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然而，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使家庭養老方式賴以存在的基礎受到了日趨嚴重的衝擊，由此使“空巢”老人家庭的出現變得日趨普遍，“養兒防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來它所包含的內容，從而使許多老年人陷入苦惱。面對傳統家庭養老方式的破壞，老年人應該相應地轉變思想，用一種積極的態度去對待它，樹立獨立生活的意識，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再次，樹立積極的健康意識。一方面，從未老之前做起，為自己儲蓄健康和精力，把鍛鍊身體當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樹立疾病並不是無法戰勝的這種樂觀主義精神，這是保持精神生活愉快的心理條件。

幸福表現為期望和需求的不斷得到滿足過程的一種感覺，以上三種主觀意識的確立，能夠成為克服老齡化社會種種困惑的精神武器，是一種進步的價值觀，是體驗和享受老年幸福所需要具備的主觀條件，也是我國與國際社會接軌、接受積極老齡化這一新潮流的思想出發點。

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

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

劉　偉　蔡志洲

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成分無疑是最本質、最核心的因素之一。雖然幸福指數和國民收入間並不一定會表現出線性的關聯，物質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帶來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還可能出現精神生活惡化的特例，但從整體上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越高，人們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越高。在生產力和人均收入還未充分發達的情況下，透過經濟增長來改善收入（國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們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如何反映人們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滿意程度，是新的研究課題，幸福指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並得以應用的。雖然各種研究表明，幸福指數和國民收入間並不一定會表現出線性的關聯。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們開始更多地關注人們的幸福程度，這本身就說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一種關係。物質水平越高，對於精神生活的關注度也就越高。這也是對於幸福指數的討論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意義。

一、測評幸福指數：幸福與經濟增長無關

目前，國際上最具權威的幸福指數的計算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羅納德·英格哈特負責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公佈的。這一指數是透過對被訪問者調查結果進行處理後得出的。問題只有一個，而且非常簡單：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認為你是非常幸福，比較幸福？不很幸福？還是不幸福？透過對訪問者答案的統計處理，世界價值研究機構得出各個國家的幸福指數。

在該機構公佈的2004年82個國家的幸福指數排名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