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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508　頁。

級鬥爭。⑥

拿走富農的部分“好地”與只給富農“壞地”之間的差別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實卻應引起注意。首先，蘇區已擴大到包括市鎮，蘇維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貿易體制的成長，使富農在貿易中的作用急劇下降，他

們的利益可能因動員群眾而受到損害。第二，富農利用宗族關係來掩蓋他們

實際擁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徹底實施。這在　１９３３　年查田運動期間很

明顯。第三，他們從孤兒、寡婦、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裡租到土地，因為他

們家中有較多的強勞力，較多的耕畜、農具和流動資金。第四，透過謊報階

級成分，他們可能混入並控制貧農團、合作社和其他群眾組織，使土地革命

和動員群眾在某些地方成為鬧劇。①因此從　１９３１　年起新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土地法》接受了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的階級路線，只給富農分壞地，而沒收

他們多餘的農具、牲畜和房屋。②這一新的反富農路線貫徹到何種程度無從查

考。在鄂豫皖，張國燾接受了這一路線，並似乎大力推行了蘇維埃共和國第

一次代表大會（在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舉行）的政策。在他的蘇維埃於　１９３３　年轉移

到四川北部以後，他和他的同志們加強了反對富農的運動。③在其他地方，這

條新的路線只是半心半意地執行。④正是為了加速反對富農的鬥爭，發動了查

田運動。

查田運動

確切地講，很難說誰應對發動這場運動負責。對於這麼一件重大的工作，

說黨中央未參與決策是不可思議的，而沒有整個蘇維埃政府機構的捲入，也

難以相信這項決議能夠執行。１９３３　年黨中央牢牢地掌握在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

手中，但沒有人能肯定中央對基層的影響達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在　１９３４

年以前，毛澤東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這場運動的開始是黨的權力和毛澤東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階級路線與

群眾路線的結合。①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間運動的第一階段，顯然毛澤東在

負責。接著，在　１０　月，黨中央插手，宣佈了新政策，使運動中斷並擱置了一

段時間，直到　１９３４　年　１　至　２　月召開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後，張

⑥ 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49　頁。

① 《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166—167　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508　頁。

② 《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259—262　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 潰》，第　192—193、495

頁。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53　頁。 然而，在王明的《兩條路線》（《王明選集》

第　3　卷第　61　頁）中，土地交易是 准許的。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土地政策，

地主 和富農是不許購買土地的。不久以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的第　2　號通 告，規定富農有買賣土

地的權利，但不得以壟斷方式買賣土地。問題是：在蘇 區什麼人確實在買賣土地？什麼人有錢購買土地？

見《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262 頁。

③ 《明報月刊》，第　40　期，第　98　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262 頁。

④ 關於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的經驗，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245、249—251　頁；《星

火燎原》第　2　卷，第　99　頁。

①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409—412　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 及其崩潰》，第　203—205

頁；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　年》，第 154—18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