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釋，被系統地闡述為“高水平平衡閥”。③

這種論點斷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農業、水運技術與人口的增長和未利用

土地的消失結合在一起，減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餘產品總量。

即使這種剩餘從未完全消失，人均剩餘的下降也減少了需求。生產與消費進

入僅可維持生存的迴圈運動，再沒有什麼剩餘留下供投資之用了。同時，由

於主要依靠人力的現有技術的複雜性，也難於以機械動力來取得降低成本所

需的巨大進展，並且也難以大量提高人均產量。因此，這種“平衡閥”引起

“近代”以前的生產技術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滯。

批評這種理論的學者斷言，事實上在　１９　世紀和　２０　世紀，中國經濟內部

頗有剩餘。①他們不僅是指擺闊氣的揮霍浪費，而且指商業投資、地方日常管

理的開支以及類似的跡象，它們表明不是缺少金錢，而是未能用來發展經濟。

持這種見解的學者，超越技術問題去尋求阻礙發展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因

素。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由日本人領頭，已對農村階級結構及土地佔有的

性質進行了大量研究；它們都是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實地調查的題目。

②雖然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證據——事實上，由於詳盡說明一個普

遍的“地主社會”模式，支援了分配論派的觀點；由於透過文獻證明持續缺

少投資，也支援了技術論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　２０　世紀來說還是給中國以

外的學者，提供了足資利用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最佳資料資料。對剩餘如何使

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成功的工業化在歷史上不是與早期農業現代化聯絡在

一起，就是與同時出現的榨取農業的作法有關；不管剩餘的規模如何，或是

否有剩餘，中國在　１９４９　年以後所經歷的經濟增長，似乎主要來自向農業部門

的榨取。

佃農－地主的關係是複雜的，因此，用剝削來解釋為什麼剩餘未用於投資

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一簡單的論斷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華中和華南（那

裡租佃率最高），佃農已獲得各種各樣的永佃權，從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確不是促進農村繁榮的好辦法。在經濟邊緣地區農業過於無利可

圖，不足以吸引對土地的投資，那裡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

① 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　308　頁；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188　頁。

② 彼得？珀杜：《官方目標與地方利益：明清時期洞庭湖區域的治水》，《亞洲研究雜誌》第　4　卷第　4　期

（1982　年　8　月），第　745—747　頁。

③ 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　298—318　頁；伊懋可：《評論》，載於維克托？利皮特等：《中國經

濟史專題論集》，第　329—330　頁。

① 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剩餘與停滯》，收入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第　64—81

頁；里斯金：《討論與評論》，載於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第　359—375　頁。

② 關於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綜合評述，是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

者關於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現代中國》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397—438　頁；

民國時期的研究有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陳正謨：《各省農工僱傭習慣及需供狀況》。見本書第　5

章（馬若孟著）。

另一種情況，像在四川或長江下游那樣的中心地區，佃農可能很富有，他們

租到大片土地以後，或轉租出去，或自己經營。①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為產量的　５０％左右，雖然地租實收多少並無定額。

江蘇蘇州周圍的非鄉居地主，在　１９　世紀中期設立了專門收租的租棧，收租時

得到官方的幫助。不過，一些租棧的管事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