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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於 1935 年 6 月 12 日在懋功會師時,有兩個
要點引起了爭論——第一點,是遵義會議的合法性,因為那時有幾名政治局
委員甚至不是 1928 年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他們包括秦邦憲、張聞天、王稼
祥和朱德。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關係到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但
在遵義會議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勢有所不同。張國燾想向包括毛在內的新
領導的合法性挑戰,並改變革命的程序。
一般認為在兩軍會合時,與毛澤東的精疲力竭的紅一方面軍相比,紅四
方面軍兵員多,裝備好,只是訓練較差。張國燾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透過委員
會討論解決黨內爭端的民主傳統,但他同意召開 1935 年 6 月 24 日的兩河口
① 《明報月刊》,第 49 期,第 78 頁。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 9 頁。
② Nan—t'ung,未詳何地——譯者。
③ 徐向前談話,載於韋爾斯:《紅色塵土》,第 161 頁。
④ 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中國季刊》,第 40 期。在福建,蔡廷鍇指揮的因 1932 年 1 月上海抗戰
而馳名的十九路軍,於 1933 年 10 月 26 日與共產黨簽訂協定(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
關係》第 49 頁)後,於 1933 年 11 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稱為“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
府”——譯者)。這次行動嚴重削弱了蔣介石在東北角的包圍。由於許多政治問題錯綜複雜,這個形勢並
未導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軍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蔣介石擊破。
① 迪特爾?海因齊格文,《中國季刊》第 46 期,第 287 頁。毛澤東的“三人軍事小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
現在被中國各大博物館館長和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這樣的權威視為毛澤東在黨的軍事等級制度中的真正
地位。見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第 1 卷,第 363 頁。
會議。由於他的軍事優勢和確信蘇維埃運動註定要失敗,他或許希望他能使
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支援他,因為這些人,也只有這些人,處於能使他的政治
建議合法化的地位。這時張依然和黨一起工作;他還不是一個分裂主義者。
他的親密同事陳昌浩曾問他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你弄清並批評中央的
錯誤以促使領導垮臺,結果會是什麼樣呢?”②張沒有記下他的回答;他也沒
有批評領導。他寧願在會上爭論蘇維埃運動過去是否成功,討論如果他們全
部北上與高崗、劉志丹會師,前途將如何。①換句話說,他在會上所提出的不
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領導做檢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從小處著
手,在一次高階幹部會議上決定以少數民族聯合為基礎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
蘇維埃政府。據推測高幹會議將包括較多的紅四方面軍代表。如果他的自治
政府的建議被採納,他將獲得他所覬覦的黨的最高領導權。
但張國燾的建議將會抹去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階級基礎。儘管這個政府
有一個溫和的社會綱領,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廢除苛捐雜稅,但它將不再是
一個社會主義政府。②因此他的政策建議無異於把中共改變為一個少數民族
黨。毛獲勝並不令人驚奇。但為了團結,採取了一個折衷辦法,改組了軍事
委員會,毛繼續擔任主席,張國燾和朱德擔任副主席。張愉快地接受了這一
折衷方案。③
為了彌合其他分歧,8 月 5 日召開了毛兒蓋會議。當時在那裡沒有人知
道徐海東的紅 25 軍團的行蹤,也沒有人聽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統一戰線戰
略的傳聞。會議沒有再次考慮張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議;它集中研究北上問題。
張國燾要求召開高階幹部會議的建議當場被否決,因為涉及黨的事務不應只
由兩個方面軍的代表討論,代表的正當許可權在於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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