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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史》，第　10、11—12　頁。

① 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531—533　頁，從　19　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16

所教會高等院校發展順序圖。關於深一層概括，見《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第　11　章（柯文著）和第　12

卷，第　3　章（費維愷著）；又見威 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 轉換時的中國》。

大學校長卜舫濟認為：學校應保持小規模，這不僅為了保持教員與學生接觸

的質量，而且因為“不信教學生成份過大會沖淡學校的基督教氣氛”。他還

把宗教課程和禮拜定為必修，並辯解說，如果學生不想信教，他不必進這所

學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區徐家彙（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啟的老家）特

別設立的耶穌會獎學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氣同時不乏權力的人物馬

良長期任耶穌會傳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員，又是一位改革家。他於　１９０３

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天主教大學。１９０５　年他建立復旦公

學，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私立大學。這在前面已經提到。①

教會學校學術質量參差不齊。②有些大學在教學、計劃改革和教員業務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學有個新聞系，它從全國各地招生，而這個系的教員包括下列著名學者，如

中國史方面的洪業（威廉？洪），顧頡剛（民俗學），徐淑希（政治學），

吳文藻（社會學），文學方面的許地山、謝婉瑩（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趙紫宸。燕京由於地處北京，知名度高。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教會學

校，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前身為廣州格致書院），也取得許多真實成就。

然而，無論這些教會學校的學術成就如何，它們都會發現自己處於矛盾

狀態。雖然傳教士的最初目的是傳教，但有些傳教士很早就發現傳播世俗學

識也是可取的。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使他們的學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並使他

們逐漸致力於有利國家發展的一般世俗計劃。對於大多數在教會院校註冊的

學生來說，這些學校僅僅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學生們改信基督教的為數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們也不會讓自己脫離橫掃全國的“新潮流”。事

實上，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學生運動的前沿。

⑤

表　３ 中國主要學院與大學及其分佈，１９２２　年

② 瑪麗？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　年》，第　65　頁。

① 見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② 例如，中國官方《教育公報》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譯載一篇日本報道，把上海震旦學院

列為學術質量很低的大學；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　1103　頁。

③ 克拉倫斯？伯頓？戴的《之江大學：簡史》記載，1930　年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宗 教集會和課程不感興趣，

只有　25％左右的大學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屬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學生運動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學、滬江大學和之江大學；見盧茨：《中國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頁。

１　、國立大學

國立北京大學

院校

分類數目

５

地點

北京　上海 天津　廣州　南京　武漢 福州　其他

×

交通大學（三個校園）①

北洋大學

東南大學（後為國立中央大學）

上海商科大學

２　、省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