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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獨裁者一樣集各種權力於一身。但是，他是以協

調其他所有機構的活動的一個組織的書記的資格，正式行使這些權力，這個

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東江地區（是廣東的一部分，包括海豐和陸豐）特委。農

民們無法把他們的政府（“海豐蘇維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蘇維埃存在的最

後一個月，即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才正式成立）與已以“東特”委的簡稱滲透到他們

中小社會的真正政權分清。在蘇維埃專政的幾個月中，海豐的農民（和陸豐

的少部分農民）成群地集體加入中國共產黨。據說他們最終曾佔當地黨員的

８５％。但是，這　８５％的決定權比　２．５％的知識分子黨員的決定權少，就這些知識

分子黨員而言，他們則受“東特”指示嚴格控制。①

１０．地方的素質。這最後一項是疑問多於斷言，但卻不可迴避，因為它提

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海陸豐地區（或東江地區甚至廣東全省）是否具有某種

特殊的性質，使這些地區傾向於起它們在共產主義農民運動史上曾起過的先

鋒作用？或者說，使海豐贏得“小莫斯科”聲譽的大膽嘗試是出自偶然的歷

史形勢嗎？它也能在中國的任何地方．．．．發生嗎？

很難把瀕海的海豐縣說成是中國內地的代表，但在許多方面，它真實地

反映了內地，是傳統中國的一個縮影。海豐和它的汕尾港，比內地省份一般

的縣更易於接受外界的影響，鄰近香港（這裡許多來自有“小莫斯科”之稱

的海豐的逃亡者出身於該縣歷史上偶然的傳教士居留地）增加了與外國人接

觸的機會。這同樣適用於廣東全省，該省比中國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縱觀第

一次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１９２５　年）前的一個世紀，歷史就已經突出並加

強了該省與其他各省絕不相同的創造力。廣東的沿海位置與其特殊的歷史傳

統的結合，可能有利於在這個地區發展革命的農民運動，同盟會也曾發現這

是一個進行顛覆活動的優越地帶。

① 傑拉爾德？W。伯克利：《中國的農民動員，1924—1926　年》（未刊論文，華 盛頓及東南區域中國史討

論會，1979　年　3　月），第　17　頁。

① 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38、787　頁和附錄第　217　頁注　87。

因此，廣東註定要開創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素質”強烈地取決於它的

聯絡（因而也是傳統）；它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當地人孫逸仙的革命繼承人，

孫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區比其他地方更能強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

響力。海豐第一批農民協會本身與在廣州的國民黨的灌輸無關，但是由於沒

有任何革命遺產，總能讓人指出當地人的尚武傳統——由於持續不斷的世仇

和私鬥而保持了活力。海豐的居民有著好戰的名聲；他們比大多數其他中國

人更重視搏鬥中的勇敢，並且多年來他們一直隨意支配一種爭鬥的工具：交

錯於整個地區的紅旗會和烏旗會的準軍事組織。經常推動他們進攻鄰居的強

烈的地方主義偶爾也會使他們起來反對當局及其外來的代理人；在海豐，文

化大革命表現為當地居民與外來戶之間的鬥爭，並且特別殘酷。①

簡言之，記錄下有利於彭湃事業的當地居民的經歷和傾向是很容易的；

同樣，指出西部的山脈屏障把海豐與該省其他地方隔開，並給該縣一種戰略

優勢（並不單是進一步加強了地方主義），也很容易。強調客家和福佬（原

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風俗和習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這一切

都只在一點上具有說服力。從戰略的眼光看也同樣容易反駁，海豐的山無論

如何並沒有提供能與井岡山或更北方的山脈——它在中日戰爭期間為共產黨

的武裝力量提供了避難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義和向外看的態度在某

種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語：如果外來的影響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海豐，那

麼它們肯定也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