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部分(第2/4 頁)

——這個回答在於把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聲望和

完整的政治需要，置於軍事可能性的現實估價之前。它的結局是個災難，但

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毛澤東的早期戰術在　１９３４　年原本會起作用。總之，只是

由於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國推進，和隨之而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

存受到威脅，才有效地使共產黨人能擺脫他們所處的困境。此外，毛澤東有

好幾年幾乎沒有什麼理論上的興趣講話，只是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形成的新的環

境裡，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氣開始發言。無疑，他在黨內再次擁有強有力

的地位，而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間他被貶低，成了只不過是掛名的首腦，這與他

的新的雄辯有關。但是，毫無疑問，這一現象也是由於關於民族解放戰爭他

確有許多話要說。甚至在　３０　年代初，毛澤東的關於革命內外敵人之間的關係

的言論，就使人聯想到將發生什麼事情。

導致共產黨和國民黨以及宿敵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結成聯盟的有計劃的

行動，與兩黨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是怎麼從理論上為第二次統一戰

線辯解的呢？

１９３１　年秋，當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最初把抵抗外國侵略問題提到顯著地

位時，中國共產黨關於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立場基本上和共產國際相似，概括

① 《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237—238　頁。

在“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之中。然而，雖然它在原則上被理解為在無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之間爭奪領導權，但毛澤東的關於具體鬥爭的社會學看法，仍然

與　１９２６　年他所持有的一樣。由毛澤東和其他人共同簽署的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給“白軍士兵兄弟”的信，在號召他們殺掉反動上級軍官，與工人、農民

和勞苦大眾聯合起來，推翻“該死的國民黨政府”以後，接著說：

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把有錢人的糧食、住房拿來充公，分給窮

人住、窮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時的勞動；並且你們大家組織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你

們就創造出了工農兵政府，即蘇維埃政府。①

很清楚，對毛澤東來說，農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地區。在這一封信中，“國

民黨軍閥”被看作“帝國主義走狗”和地主階級奴才，正如毛澤東在　２０　年代

文章中所寫的，但是，國民黨對內“剝削與屠殺民眾”的反動作用仍然被給

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澤東的攻擊集中在抗日問題上來說，毛澤東的立場是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論的影象。既然“只有紅軍”才能“打倒帝國主

義，才能真正保國衛民”，因此必須首先對付國內敵人，才可能對外國入侵

者採取有效的行動。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繼日本在同年　１　月進攻上海之後，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本

宣戰，從而使外事問題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戰略的中心。毛澤東與其他政治力

量合作觀點的改變，是以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的宣言為標誌，它提出在某些條

件下（停止對蘇區進攻，給予民主權利，武裝抗日群眾）與“任何武裝部隊”，

也就是說，與任何準備與共產黨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見的指揮官締結協議。①

雖然這一立場仍然停留在共產國際路線裡制定的“從下締結的統一戰線”的

框架之內，就是說，與其他政治運動的支持者聯合，而不是與他們的領袖人

物聯合，不過願意與國民黨的高階軍官打交道（雖然不是與蔣介石本人），

卻標誌了走向“從上締結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的一步，這樣的統一戰線在　１９３７

年建立起來。

在與朱德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共同簽署的紅軍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澤東

再次號召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並與那些願意開展這樣戰爭的人聯合，同

時打倒“賣國賊漢奸集團的國民黨”。②然而，儘管毛澤東把民族主義作為一

種思想和政治力量置於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