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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經營範圍概括為“就是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基本萬科都涉及到了”。除了當時最熱門的生意——進口日本電器、儀器產品之外，王石還湊熱鬧地搞了服裝廠、手錶廠、飲料廠、印刷廠、手飾廠。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們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開展新業務的同時，王石還延續了自己倒玉米時的傳統做法。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來到展銷中心，稱自己手上有3　000萬美元的配額指標，這種本屬於大型國營外貿公司的指標在當時會以各種灰色的方式歸官商“倒爺”所有——“倒爺”是那個特定年代北京人對能倒騰的人的統稱。王石從王春堂手中定到1　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靠這個他能從中國銀行貸到2　000萬元人民幣，再加之從各處湊來總計3　700萬人民幣後，換來王春堂1　000萬美元的配額。當時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元人民幣，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額可以做到1美元兌換元人民幣，這中間倒一下手，就是500萬元人民幣。這種生意方式正是那個時代的特點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來得還要方便快捷。

其他產品購銷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間商吃進的是人民幣，吐出來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對於王石來說，如何獲取外匯才是他贏利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進口許可證，換言之，政府背景與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地方連成一條線，從而一批有條件的人先富了起來。

“王石”們在1984年的深圳如魚得水，藉助於這一年中國各地政府辦公裝置升級而來的採購熱潮，他們早已從“掙錢”升級為“賺錢”。換匯這種對於有條件的人來說十分便當的賺錢方式，在20年後金融界定規範時期，已是涉嫌洗錢，但在改革開放的早期，洗錢的各方與國家法律相互視而不見。

這一年的1月，鄧小平南下廣東視察了數日，歷史上把這次出行稱做“第一次南方視察”，鄧小平在廣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