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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建省起，就給予這塊島嶼超乎想象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所激發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島變成了熱土，馮侖說它“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天南海北來到這裡的青年，隨身攜帶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創業激情；也有像張果喜那樣帶著金錢來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亞，決定投資2億元在這裡興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則多有政府背景，僅憑一紙批文即可獲利。這也為後來海南樓盤崩盤埋下了伏筆。

在馮侖眼裡，1988年闖海南的人，過的幾乎是遊俠般的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兒吃一口，那兒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這個時期，理想主義者、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都奔向了中國的最南端了。

和到海南逐利一樣，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也讓普通中國人擁有了成為百萬富翁的機會。楊懷定的發跡不是靠海南的建省，而是靠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海南建省的這個月，辭職在家的上海鐵合金廠保管員楊懷定從《解放日報》上看到了一則訊息：從當年4月21日開始，中央開放了上海、合肥等7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試點。楊懷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聽了一下，得知合肥銀行國庫券買賣價為96~98元，這與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進一出差價可以高達5塊錢。楊懷定第二天就帶著集資的10萬元，搭火車趕往合肥。在合肥他吃進10萬元國庫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時，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統發現，他故意把異地封條撕去，並打亂證券的號碼。在之後的一個月裡，他跑遍其他６個城市，在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時，他一人就佔去10萬元，現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來搬運。辭職一年後，他成了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達到百萬財富的普通人。

這年，中國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製造出來的大漲大落的情緒之中。這年８月份，中國奧運軍團出征漢城奧運會。報紙上設了猜金牌的活動。在1984年重返奧運賽場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慣性下，所有競猜者都把金牌數量估計在上屆洛杉磯奧運會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計中國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樣子。這種消極的預測與群情高漲的國家情緒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國在漢城奧運會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塊金牌，這比在獎牌大戶蘇聯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當媒體問他是怎麼猜對的時候，他說他看過一本叫《強國夢》的書。

從此，33歲的山西青年作家趙瑜成了眾矢之的。趙瑜在1988年元旦收筆的《強國夢》和漢城奧運會後的《兵敗漢城》中毫不留情地向體育界發出前所未有的責問：體育的功能被顛倒了，還有什麼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後是什麼？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庸俗低鄙？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幹”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被激怒的相關單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趙瑜的底細：曾受訓于山西省少年籃球隊、省青年腳踏車集訓隊，1983年考入晉東南師專政治系，1985年進入地區級文聯。於是他被定為“體育戰線上貨真價實的變節者”。而趙瑜卻認為自己是在堅守著對體育強國的忠誠：“讓我們承認危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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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危局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號稱“天下第一莊”的大邱莊，通往外界的每一個路口都被持槍武警把守住了，從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開年，禹作敏，曾經的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儘管在春節晚會那一夜他還能在電視螢幕上露一下臉。

1992年12月13日，大邱莊一家公司的業務員危福和因涉嫌貪汙，被私刑逼供致死——他並不是這個村裡被私刑逼死的第一個人。兩天後，前去調查的檢察機關人員被拘禁13個小時，如果不是天津市長下令，他們還將繼續被拘禁在這個由15支槍2　000發子彈非法武裝起來的莊子裡。當然，這個村裡還有家獵槍廠。

1993年2月18日，在調來400名武警圍困村子之後，萬餘村民持械對峙。在雙方僵持的近兩個月裡，３月16日，禹作敏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大會。這次大會上77歲的榮毅仁當選國家副主席，全國政協還吸收了20多位私企老闆，這一年非國有的鄉鎮企業已佔中國工業一半以上。

４月中旬，在８名精壯“保鏢”陪同下，開了４輛車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