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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確實對動產信貸銀行的理論體系深信不疑。拿破崙三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處得不怎麼樣，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既不喜歡也不信任拿破崙三世。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明顯地站在貝列拉兄弟一邊。自1848年革命以來，靠著保駕之功，貝列拉和福爾德家族乃是當朝的紅人，羅家大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拿破崙三世上臺也出過力，但畢竟沒有波旁王朝復辟和七月王朝時代一手遮天的氣勢了。再加上貝列拉和福爾德在皇帝耳邊不斷地吹小風，詹姆斯的日子過得非常不爽。

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朝廷裡的靠山是曾經非常得寵的常格尼爾（Changarnier）將軍。但常格尼爾將軍漸漸在拿破崙三世跟前失勢。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邊極力調和拿破崙三世同常格尼爾的關係，一邊試圖給自己在總統（注：當時拿破崙三世尚未稱帝）面前加分：“總統似乎覺得我對他有誤解，看起來我得特別注意在他跟前低調，那個福爾德又不會給我說好話。”

拿破崙三世顯然更偏向福爾德，而對常格尼爾和詹姆斯關於外交政策的建議越來越聽不進去了。拿破崙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爾。詹姆斯一看不好，趕緊把手上的黃金往倫敦轉移。他不無焦慮地說：“我寧可把金子全放在倫敦掙個區區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國了，拿破崙沒準因為我跟常格尼爾是朋友就把我的錢沒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著他。這是個政治極其骯髒的國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爾被逮捕，標誌著共和派徹底失勢。詹姆斯何等精明，他從來不會把政治傾向跟商業利益混為一談，馬上見風轉舵，拋棄了共和派，轉而支援帝制。但立場畢竟不如貝列拉和福爾德等人堅定，多少被拿破崙三世看成了騎牆派。

1852年，貝列拉和福爾德聯手打造的動產信貸銀行在拿破崙三世的大力支援下正式建立，＇12＇從此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個兇猛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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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傳者，從約翰·羅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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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段評價非常有意思，他既瞭解信用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又看清了實踐信用理論的這幫人出於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騙子。*的這段話，堪稱是正確看待一切金融創新本質的經典評論。理論永遠是靠人去實踐的，實踐理論的人有著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將理論的目標與實踐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這是偉大的政治家與偉大的思想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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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羅斯柴爾德（1）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被形容為“兩類猶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猶太人”的典型，“永遠冷靜和理性”，對財富和利益的獲取是超導狀態下的低能耗與高效率。而後者代表“中部猶太人”，他們受益於法國對猶太人的寬鬆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開放和顧及公共利益，這種“心靈熱度”將帶來精力損耗和效率干擾。在當時的法國社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標誌著“封建金融”，而貝列拉家族則代表著“*金融”。

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們的銀行組織工作，福爾德家的貝諾特（Benoit　Fould）出任銀行第一任董事長，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銀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擔任副主席的伊薩克·貝列拉負責。董事會其他成員包括在第二帝國權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賽里爾（）男爵、清教徒銀行家族的查爾斯·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劃拿破崙三世政變稱帝的奧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這個摩尼也是拿破崙三世同母異父的兄弟。＇14＇

在這一豪華陣容強力運作之下，動產信貸銀行一經問世就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它定價500法郎的股票一開盤就衝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達1600法郎。　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紅從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動產信貸銀行的投資者們無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關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