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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白下路方向前進。他們見到所有街道上都停著裝有貨物的日本軍用卡車和汽車，日本兵顯然在下級士官指揮下分成15－20人一夥，一邊看著路兩旁的大火，一邊將商店裡的貨物搬出來。在其他店裡，士兵們在地板上烤火。

大家一起走向中華路，在那裡也看見了同樣事情的發生。青年會建築物的北半部被大火包圍了。

從青年會大樓周圍的建築物沒有著火這一點來看，明顯是從內部放的火。日本哨兵看見我們之後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

20日晚上9時左右，C。克萊格和哈茲乘汽車從中正路向白下路行駛，然後拐向東面駛向中華路時，被日本哨兵阻攔，不許向南行進。青年會大樓基本上被全部燒掉。兩個人於是向太平路駛去，從那裡往北拐時發現道路兩旁有10個地方在燃燒，其他建築物已化為灰燼。兩人從中山東路往西拐去，在東海路（音譯）和國府路的拐角處觀察大火。他們　到達中正路和九江路拐角時，看見九江路北側發生了大火。被日軍的巡邏隊阻攔，不能再向東走了。附近有許多士兵，沒有一個人想到去救火。別說救火，他們將東西都搬走了。

12月21日，南京外僑22人聯名上書日本大使館，要求立即制止日軍有計劃的放火暴行，並迅速恢復秩序。對此，日本大使館當時都未敢否認。

關於日軍在南京有計劃縱火造成的巨大損失，中國自己有著更多的講述，都是很珍貴的史料，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鐵證的一部分。諸如蔣公谷的《陷京三月回憶錄》、陸泳黃的《丁丑劫后里門聞見錄》、陶秀夫的《日寇禍京始未記》、李克痕的《淪京五月記》、正規化之的《敵蹂躪下的南京》和《民族大仇》、佚名的《失守後的南京》等，有的已被收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永遠成為日軍的罪證。其中《失守後的南京》一文中說：

大火遍全城。

首都淪陷，敵軍進城，炮火之餘，又大施縱火，到處狂燒猛烈之巨火，濃煙日夜寵罩於全城，亙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中，其延燒區域，計有中華路、夫子廟、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所有高大建築物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斷垣頹壁，焦土無垠，悽慘情況，目不忍見。回憶十數年來之辛苦經營，艱難締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損失誠不勝計。以陵園新村之焚燬，直令人痛心蹙額，及至近日敵人縱火情形較緩，惟時因彼等聚合房內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燒，波及範圍極大。總之，此次南京大火，實為洪楊之役以來之最大火災，其慘重亦為我國史上空前之痛心記錄。

第二部分第25節　鐵證如山（17）

1946年國防部軍事法庭關於谷壽夫案判決書中有關日軍縱火部分曾經寫道：

再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常同時並施，我首都為其實行恐怖政策之對策，故焚燒之慘，亦無倫比。陷城之初，沿中華門迄下關江邊，遍佈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我公私財產殆不可以數字計。中華門循相里房數十幢，均遭燒燬，居民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數百人，廬舍成墟，棲息無所。中華門釣魚巷、湖北路、長樂路、雙閘鎮各處居民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等房屋數百幢，亦俱焚燒，蕩然無存。到12月20日，復從事全城有計劃之縱火暴行，市中心之太平路，火焰遍佈，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裝置，悉遭劫掠，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

中外人士對日軍有計劃的縱火，並造成嚴重後果都有記載，那麼日本方面是否有人證實日軍在南京縱火的嚴重後果呢？有。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期間，日本軍方拒不坦白。但瀧川政次朗博士卻是個例外。他曾擔任原海軍大臣島田繁太朗日本方面的辯護律師，在戰後勇敢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日軍在南京縱火的嚴重後果這樣說：

我當時住在北京，由於盛傳南京屠殺之事，昭和13年（即1938年——作者注）夏，我透過津浦線去南京旅行　。南京市區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燒，我以為那是日本空軍轟炸引起的，對他們的空襲威力感到驚訝。可是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後，日本兵放火焚燒的。當時，南京市民對日本人所產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後仍未消除。我溫和地向南京婦女搭話，她們也不作回答，個個躲避起來。據給我拉車子的車伕說，當時在南京市區內的姑娘，沒有一個不遭到日本軍糟蹋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頁；作者引自《大屠殺》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