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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文章亦有相當的數量。它們涓聚成行，對扼制日本右翼勢力翻案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眾多的文章都較為短小，或屬片段，或只是一個橫切，或是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論證，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殺的整體資料。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編撰成《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一書，共八章，前後有導言和結論，並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經修改將該書稿交付給江蘇人民出版社，並打出清樣，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人們用它向國內學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紹，都引起了強烈反響。1979年，該書限制鉛印2000冊，未能公開發表，僅供內部參考。總之，由於歷史的原因，有關方面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工作欠缺考慮，成績甚微，難以令人滿意。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成立史志機構，廣大史學工作者廣泛徵集歷史資料，成績是空前的。在檔案工作者積極配合下，1985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以下簡稱《史料》）。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以下簡稱《暴行》）198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緊接著又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以下簡稱《檔案》）。90年代後，江蘇人民出版社又翻譯出版了《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魏特琳日記》等。這些書籍資料齊全，涉及面廣，非常系統，大大地推動了史學工作者進一步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深入研究。

從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殺史料中遨遊30多個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殺為內容的長篇紀實小說《千古浩劫》，用許許多多事實揭露侵略軍的野蠻和極端殘忍，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並再版。由於當時我還未能見到《虛構》一書，也就不瞭解其虛構的內容，更談不上對其批判一事。後來，我看了一遍，覺得謬論連篇，氣憤難忍；看了兩遍，認定連篇謊言，怒火中燒。我認為《虛構》在日本流毒很大，對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國雖然見到《虛構》的很少，但我們決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預設其謬論。針逢相對地批判《虛構》的謬論，一一進行駁斥，深入地剖析它產生的根源，應該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前面已經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殺》（簡稱《大屠殺》）以翔實資料敘事立論，批判的側重點是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的虛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軍》。拙作將把更多中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檔案、檔案、人證等等集中起來，組成合力，矛頭對準日本右翼勢力，作一次大膽的嘗試，也許更能再現南京大屠殺原貌。侵華華中方面軍罪惡深重，遍及華中華南好幾個省份。因此，凡涉到該方面等有關罪行，我們也不能輕易放過。關於《大屠殺》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資料，拙作將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虛構》。同時，《鐵證》所提供的中國方面資料，也可作為批判鈴木明和山本謬論的補充，使得他們的錯誤觀點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們和戰爭罪犯殭屍一起通通扔進垃圾坑，永遠不再在社會上任意氾濫，毒害人民。此外，進入70年代以後，日本右翼勢力左右著日本的政局，特別猖狂，無時無刻不想東山再起，復活軍國主義，重溫“大東亞共榮”的美夢。拙作也將就日本的現行社會基礎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時刻注意日本國內的動向，防止在慷慨言詞的背後和“鞠躬社”面前吃虧上當。

中國人民一貫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而與日本人民無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民同樣遭到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災禍，眾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極苦。所以這筆罪帳應記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頭上而與日本人民無關。這些年來，日本在經濟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經取得了經濟大國的地位。正是東京審判摧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中樞神經和懲治了戰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颳去一層戰爭土壤。同時，也是日本人民透過鬥爭，贏得一部和平憲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戰爭轉向經濟建設的結果。然而，一些軍國主義分子及其繼承人卻混淆視聽，歪曲事實，胡說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結果，而是藉助軍國主義精神的支援；同時，又把他們當年的罪惡說成是他們的“功勞”，把恥辱說成是他們的“榮譽”，企圖從中撈到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資本。他們很敏感，特別抵賴南京大屠殺的罪惡。

知道歷史事實的人們都很明確，南京大屠殺不是有無之爭，僅僅是在大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