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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天黑，我們才把拆下的樑柱搬到江邊，放在水裡，作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個老頭向士兵們介紹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況，還講了抱住樑柱泅渡的要領。他被那個當官模樣的人看中，作為領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藉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裡作泅渡示範。士兵們在此情況下都知道槍彈的重要性，把子彈袋捆在樑柱上，套上槍帶皮帶，並用綁腿綁牢。

我和吳炳生共用一個“駝梁”作泅渡工具。他綁好步槍和子彈袋，我們協同把“駝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們渾身打顫，上牙敲得下牙格格響。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騎在“駝子”的腳下，手抱“駝梁”，“駝頸”往上翹起，揮動兩腿，奮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緊跟一浪，一時被浪峰托起，隨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潑的大雨一樣從頭頂上落下，打得臉皮麻酥酥的。有時又被迎面擊起的浪花鑽進鼻孔，嗆得連打噴嚏，引起咳嗽。過了江心，吳炳生又催我用勁。此時雙手和整個上身都已凍麻木了，唯有兩條腿不停頓地在水裡揮動，到底經過多長時間和遊了多遠，我倆都一概不知。好在江灘上有幾個打撈從上游漂流下來木器的人。我們距岸丈把遠時被一個壯年人一鉤子掛住，緩緩地拖到岸邊。吳炳生從“駝子”上取下槍彈，面向江中喊幾聲同夥的名字。見沒有迴音，便要一個農民領著他去找保長。

此處屬六合縣最南端的玉帶洲。我上岸未走出幾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個姓劉的老農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幫我烘乾棉襖和單衣、褲。臨別時我掏出身上僅有的2元錢相謝卻遭拒收。我跪在地上連連叩頭，感謝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裡，我媽得知我逃命的險惡情況而為我高興；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認定已被日本鬼子殺害，便傷心地大哭起來。我隨後大病一場，一個多月後，十個腳趾蓋全部脫落，兩個小腳趾蓋再也未長出來，留下終身殘疾。

註釋：

1林秀英，女，1919年農曆八月生（後來因婚姻問題有可能隱瞞年齡），是雙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歲多時夭折）。她於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當小保姆。南京大屠殺後一直無書信回家。村裡人都認為她已被日本兵殺害無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階級隊伍”時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鄉調查林秀英的社會關係，得知我家是貧農，軍屬，我又立過大功，復員轉業後在黨委部門工作，取證後便離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後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戶口尋找，只因五個年齡段內同名有數千人之多，從中選擇相近條件的數十名上門相認，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當時接待調查人員的四星大隊長羅加和告訴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長寧區，是編織工，因兒子要“接合”進領導而來調查。但此時我雙目近乎失明，已無法前往上海尋找。看來南京大屠殺給我留下又一終身遺憾。

1羅參謀失散後未去找部隊，卻留在南京與他人合夥趕馬車謀生。後來他認出敵偽南京市長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蔣王廟誘殺俘虜的高冠吾，並於40年夏天在朝天宮之東的南京大學（臨時的）門口行刺未遂。但對敵人驚動很大，日軍曾緊閉城門三天三夜，進行了嚴密搜查。

2吳炳生：上岸後，當地保長安排他在村中一間學屋裡住宿，並供他吃飯。還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藥幫他醫治好傷口。後來他在瓜埠鎮附近一個姓楊的人家做幫工。抗戰勝利後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鐵證如山第9節　鐵證如山（1）（圖）

1937年12月13日，中華門前屍橫遍地，血跡斑斑。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震驚世界，殘殺我同胞數額巨大，伴隨之強姦婦女、焚燒破壞、搶掠財物，無所不用其極，慘絕人寰，鐵證如山，舉世公認，不容否定。

日本現政府對南京大屠殺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僅僅口頭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須進一步誠懇的道歉，並按國際法給予受害者應有的賠償。

《虎口餘生記》中，我所看到只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經過50餘年收集資料和潛心研究，我認定南京大屠殺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侵華日軍的罪惡歷史留在南京城裡城外，那是在中國土地上，日軍帶不走，也毀滅不了，已在中國人民心中鑄成鐵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賴狡辯，妄想一筆勾銷，血寫的歷史將永遠記下日軍的暴行。用生於東京而曾親身參加攻陷南京戰役的日軍士兵岡本健三的話說：“有人說未發生過南京屠殺事件，那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