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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青之死（2）

我們已經知道，在距離縣城兩公里的湎河河道上，正在修築一個攔河大壩。這是一項讓全縣人民深感自豪的工程，從插隊那一天起，我們就不斷被這個工程所鼓舞，它的成敗似乎關乎我們未來的一切。

太陽高懸在瓦藍的天空上，沒有一絲流雲，整個世界都處在明亮的安寧之中，唯一能夠讓人感覺不正常的是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奇異的土腥味兒。但是，一旦出了縣城北大門，當湎河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就都被震駭了：這哪裡是那個平靜得不為人注意的河流？這分明是一條咆哮的巨龍！奔騰翻滾的濁浪像擁擠在一起的怪獸，以極快的速度沿著陡然變寬的河道往下游衝撞，山崖、土坡、樹木、房屋，凡是它碰到的東西，都在一種不辨其貌的雄渾聲響中被無情地吞噬，不留一點兒痕跡。

大壩工地上完全變成了戰場。

民工們已經瘋狂了，他們渾身一絲不掛——直到現在我也沒弄清楚他們為什麼會一絲不掛——吶喊著，奔跑著，把能夠搶到手的任何東西抱在懷裡，扛在肩上，送到地勢高的地方。他們身上塗滿了泥漿，就像是一尊尊會活動的泥塑，###和睪丸瑟縮在一起，看上去不過是掛在兩腿之間的一個泥團。

就是對異性再沒有了解的人也能夠想象那個泥團是什麼東西。

女知青們被嚇呆了，腳步稍稍遲疑了一下，不知道該不該加入到那些裸體男人中間去。

只是零點幾秒鐘的遲疑，隨後，她們就義無返顧地衝到那些人中間去了。泥漿和共同的奔跑很快使她們和他們融合成為一個沒有區別的群體。

那一年我十八歲，我的那些同學也大致都是這個年齡。我想，所有出現在那個場合的人，都不會忘記當時看到、聽到、聞到和從精神上感覺到的東西。

我相信，那種記憶將會伴隨所有人的一生。

我記住它還不僅僅因為這些東西。

崤陽縣革命委員會當時還是一個巨大的平房院，據說這個結構複雜的院落是崤陽曆史上最大的地主陸子儀建造的，一九三一年鬧紅的時候被紅軍沒收，一直作為無產階級紅色政權辦公的地方。

也許因為在那個偏遠的小山村呆得太久，我對於外部世界的感知尺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當這個院落第一次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感覺它異常龐大，相對來說，自己異常渺小，說話的聲音似乎也有了約束。那個時代有一個特點，就是隻要有條件，必定有高音喇叭沒時沒晌地播放革命歌曲。所以我在會議報到處報到的時候，簡直聽不見大會工作人員的叮嚀，不知道應當到哪裡尋找住宿的地方。

這時候，一個動聽的女聲在我耳邊響了起來：“男生在三區，我知道，我帶你去。”

我抬起頭——就在這一剎那間，我和說話的這位女知青同時認出了對方。

“蘇北！”

“郭焰！”

隨著一聲驚呼，我們不是靠得更近，反而都後退了一步，驚喜地互相看著，然後，我們又同時問對方：“你怎麼會在這兒？！”

郭焰說：“走！我帶你去住的地方。”

我們從報到處走出來，沿著一條窄窄的甬道往大院後面走。

“你怎麼會到這裡來插隊了呢？我一直以為你去了內蒙古。”

“嗨！一言難盡。”郭焰說，“走吧，我先帶你去住的地方。”

她大大方方幫助我拎起行李（順便交代一下，那時候到縣上開會都是自己帶被褥）。我怎麼好讓她幫我拿行李？我硬從她手上把行李奪了過來。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西城區西四附近的丁字街一座小樓上當紅衛兵廣播員。這個廣播站是北京著名的紅衛兵組織西城糾察隊專門為外地來京進行革命串聯的學生進行革命宣傳設立的，廣播毛主席最高指示、作為全國人民思想指導的報紙社論以及紅衛兵報紙上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文章和傳單等等。我已經記不得當初是怎樣當上這裡的廣播員的了。

平時，總是由一個左腿有些殘疾的高中生給我送來需要廣播的材料，這個人其貌不揚，臉色蠟黃，像是長期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但是後來我才得知他是幹部子弟，是北京市中學紅衛兵組織五大領袖之一，紅衛兵報紙上很多著名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

那一天——我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天陽光燦爛，廣播室裡閃射著太陽的筆直光線，整個屋子都像被某種神奇的東西點亮了，一切物體都顯現出極為清晰的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