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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場”，本著“原來堅定的信仰”，沿著“過去的路線”，加緊“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強調鬥爭的持續性和多面性，強調構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這種個體自由，不應因為“統一戰線”的確立而被泯滅。 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魯迅說過：“《文藝工作者宣言》不過是發表意見，並無組織或團體，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後是各人自己的實踐。”他是看重個人實踐的。對於文藝家協會，由於是脫離了文藝家的個人實踐而成為“嚇成的戰線”，所以他對曹靖華說起這個組織時，這樣下斷語道：“作家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抵多數是敷衍，有些卻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變化的。” 事實上，不多久，協會也就無疾而終了。 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從陝北來到上海。 馮雪峰此行的任務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瞭解和尋找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並將有關情報及時報告中央。他到達上海後，次日即來到魯迅家裡。見面之後，他想不到魯迅會冒出這樣的話： “你們從那邊打過來，該不會首先殺掉我的吧？” 馮雪峰一點也不瞭解魯迅的處境，不明白這些感慨從何而來。魯迅說話很平靜，並不需要什麼回答似的，甚至讓人懷疑他在獨自賞玩著他的牢騷： “近來我確實覺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麼地方玩玩去，什麼事情也不做……” “我成了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 “脾氣也確實愈來愈壞，我可真的愈來愈看不起人了……” 接下來，魯迅才陸續向馮雪峰談了文藝界的一些情況，包括生活書店，《譯文》，以及與茅盾的關係等，毫無保留地發洩對周揚、夏衍和田漢等人的不滿和憎惡。最令他氣憤的，是因為不贊成“國防文學”的口號和拒絕在“文藝家協會”發起人中籤名而遭到的各種攻擊。 按照原定計劃，馮雪峰很快同茅盾見了面。關於上海文藝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傾向接近周揚，而與胡風相對立。對於胡風，茅盾竟毫不掩飾內心的不滿情緒，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見到黨員是周文，其次是王學文。大約過了二十天，馮雪峰請王學文約周揚見面，周揚拒絕了。周揚不相信他是從陝北來的，要他把證件拿出來，並且散佈說他“假借魯迅名義”等等。其實，馮雪峰遭到拒絕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後，沒有首先找周揚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風，特別是沒有和他們商量之前，就和胡風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與“國際文學”口號相對立。 早在1934年10月，周揚就以“企”為筆名，在《大晚報》副刊上介紹蘇聯的“國防文學”，並提出“國防文學”創作在中國的急迫性。一年後，周立波撰文進一步明確“國防文學”的內涵，何家槐等也發表了關於“國防文學”的文章，列舉岳飛、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將，鼓吹“民族英雄”的“復活”。在中國，“國防文學”作為一個口號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揚定調的。1936年2月，周揚徵得文委內部的胡喬木、夏衍、章漢夫等人的同意，設法在組織上傳達貫徹口號的精神，然後透過各種渠道和媒介進行廣泛的宣傳。於是，不僅上海、北平、廣州，連日本東京的左聯盟員和文化界，也都紛紛發表贊成這一口號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國防文學”熱。 胡風是在一篇題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的文章中，把新的口號提了出來的。文中闡明瞭“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現實的生活基礎，以及反映在文學方面的新的美學基礎；特別強調了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著統一主題的文學與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 文章發表之後，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揚的反擊。馮雪峰怕把事情鬧大，給“統戰”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風作任何解釋。但是，文壇很快分成兩派，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拉開了戰幕，“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特輯”和“國防文學特輯”也都在刊物上出現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最好的txt下載網

解散左翼前後（4）

就在這時，魯迅病倒了。 也恰在這時，魯迅收到一個署名“陳仲山”的“託派”來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無力覆信，便把事情委託給了馮雪峰。此外，馮雪峰還以魯迅的名義，發表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動》一文，表明了對兩個口號的意見。文章發表以後，贊成的文章並不多，而宣揚“國防文學”，反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文章卻連篇累牘，有增無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