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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聯的，因此一直堅持他的“散兵戰”原則而遊離於組織之外，而此刻，竟也毫不猶豫地使用了一度為他所討厭的“我們”的字眼，公開聲稱自己為“左聯之一員”！ 在“紀念戰死者專號”編定的當天，魯迅特意攜了眷屬，邀請馮雪峰全家一起留影。大約這對於死者和生者，也都是一種紀念罷。&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救亡與啟蒙（1）（圖）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關東軍隊突然襲擊沈陽，接著入侵吉林、黑龍江。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個月內，日軍迅速佔領了我國東北全境。國難當頭。舉國上下，一面是投降與倒退，一面是救亡運動的高漲。 從這時開始，魯迅寫下大量的時事評論，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的同時，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和專制政策。這些時評，以《偽自由書》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戰爭剛剛揭開帷幕的時候，在蔣介石以民族領袖自居而宣稱“攘外必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時候，在淪為異族的危機使每一箇中國人變得空前亢奮的時候，魯迅提醒大家說，不要忘記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國家，我們從來就是一群奴隸！他認為，民族生存的關鍵，在於使廣大奴隸獲得做人的基本權利。因此，針對打出“民族”旗號而為政府著想，盡“寵犬”的職分，極力維護現代奴隸制度的喧囂一時的“民族主義文學”，他寫下長文，指出：這是一群流屍，而流屍文學是與流氓政治同在的。當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輿論日益偏向統一戰線和保衛國防的宣傳時，魯迅仍然從自己的獨特的階級論出發，清醒地透視了從理論到實踐都仍然處於混沌未解狀態的###，從而確定自己在一場新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為奴隸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魯迅的深刻性還在於，他不但指出抗戰的障礙來自統治階層，而且來自國民自身。他常常把權力者的專制手段同國民的愚昧表現，把權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國民的文化心理結合起來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統治者無所遁形的同時，讓國民意識到自身的責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啟蒙，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在救亡中啟蒙，以啟蒙從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時期，啟蒙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打掉中國政治劇目主持人的欺騙性，把幕後的醜劇搬上前臺。《二心集》的後半部，《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都是這樣的短小精煉，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傳與做戲》《經驗》《諺語》《沙》《偶成》《漫與》《世故三味》《謠言世家》《火》《搗鬼心傳》《現代史》《〈殺錯了人〉異議》《二醜藝術》《華德焚書異同論》《由聾而啞》《同意和解釋》等，都寫得十分漂亮，比之《熱風》諸篇什，更紮實，更沉著，更具藏鋒。 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的處境愈來愈艱難。上海事變以後，長達一個月內，甚至於流離失所，連一個可供寫作的環境都沒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箇中國人，一個知識分子，當此內憂外患的時代還能做什麼呢？他心裡想的，還是要說話，要寫文章，打破禁錮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學生》新年號徵稿，要魯迅面對中學生說說今後努力的方針。他的答覆十分明確，說： 編輯先生： 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麼？假如各先生說“不”，那麼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作聲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著一箇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 1932年間，在左翼批評家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新的論戰。論戰的中心，仍然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編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當創刊詞發表的《真理之檄》，還有《阿狗文藝論》，一面批判封建意識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評左翼文化運動，把“普羅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都稱之為“阿狗文藝”。在左翼批評家的回擊之下，後來又發表了《文化運動問題》《是誰為虎作倀》及《勿侵略文藝》等文，堅持自己的“自由人”觀點，反對政治對藝術的介入，表明一種矛盾的立場和理論上的混亂。稍後，杜衡以蘇汶為筆名加入了這場論戰。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邊，提出“第三種人”的觀點。從此，關於“自由人”的論爭便轉向“第三種人”的論爭，論爭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現代》雜誌上。 魯迅介入這場爭論很晚，直至蘇汶破門而出，才發表第一篇文章：《論“第三種人”》。作為左聯盟員，蘇汶竟然把矛頭對準了“左翼文壇”；這種簡直近於叛賣的立場和極不嚴肅的態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