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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在興趣方面是常年延續下來的,但是當時沒有思想準備。大家對於建設新中國熱情十分高漲,當時提倡“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樣,我就服從領導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後,我就“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
李懷宇 你認為文字改革的意義在哪裡?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說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於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產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50年代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漢語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來。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的改革過程之中。
90年代以來,普及普通話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笑),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話?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就連不遠的京都人的語言都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說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制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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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風雲笑談中(7)
晚年,周有光每天還在讀書、思考、寫作,既有語言閒談,又有社會思考。2005年出版《百歲新稿》,他自序:“老來回想過去,才明白什麼叫做今是而昨非。老來讀書,才體會到什麼叫做溫故而知新。學然後知不足,老然後覺無知。這就是老來讀書的快樂。”
李懷宇 《百歲新稿》中的《蘇聯歷史札記》、《美國社會的發展背景》都是難得的好文章,你在書中說,老來讀書,首先想了解三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為什麼有這些想法呢?
周有光 我現在寫的文章,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有的在大陸,有的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現在是“無業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