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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興之所至自由讀書（3）

李懷宇 當時在學校你有沒有接觸過一些左派學生？

何兆武 那當然會接觸。大家都生活在一起，當然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但是一般的不會太尖銳。也有個別同學把重點放在政治上，不過大部分人都不是過分地重視這些東西。

李懷宇 復員後，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學校分開，那種學術傳統有沒有斷？

何兆武 我想是解放以後跟解放以前不一樣，教育體制不一樣，教育方式也不一樣。

李懷宇 臺灣大學在1949年以後是不是較完整地保留了那種學術傳統？

何兆武 臺灣大學最初一批人就是老北大的，傅斯年帶的那一批人都是從老北大去的，姚從吾、錢思亮、毛子水。後來他們自己培養人才。

李懷宇 《上學記》裡提到你有所保留的兩個人，一個馮友蘭，一個吳晗，書出版以後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

何兆武 吳晗沒有，馮友蘭的姑娘宗璞不同意。不過我覺得每個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並不一定說每一個問題大家都一致同意。我是這麼看，你是這麼看。比如說，哥倫比亞大學授給馮友蘭榮譽博士，獎勵他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貢獻，馮友蘭也就接受這個博士了，在我看來就有點滑稽（笑）。因為包括馮先生自己都知道，有兩個馮友蘭。他在1959年寫過一本《四十年的回顧》，認為四十年不堪回首，覺得自己是一個逆流，他否定自己，要爭取做毛澤東的小學生。這顯然有兩個馮友蘭了。哥倫比亞大學表揚馮友蘭的貢獻，是表揚逆流的馮友蘭的貢獻呢，還是表揚毛澤東的小學生的馮友蘭的貢獻呢？兩個是截然不同的東西。那麼，哥倫比亞大學很精，只提他的貢獻，不提他的什麼貢獻。馮友蘭答詞的時候，他應該有個交代，可是他也不說，我覺得牛頭不對馬嘴。他說，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雖然古老，可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完全對不上口徑，你的貢獻你怎麼看呢？這個戲演得非常滑稽，但是宗璞先生認為非常嚴肅，非常認真。那麼，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就好像看一個戲一樣，你覺得很好，我覺得不好，可以允許觀眾有不同的反應和理解。我想我們可以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見。

1946年，何兆武從西南聯大畢業，先後到臺灣、湖南教書。1949年，何兆武回到北京，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三個月後，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兩年，又到西安工作四年。1956年至1986年，何兆武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

李懷宇 1949年回到北京後，你怎麼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去學習了？

何兆武 那時候好幾個革命大學，叫“革大”。解放戰爭勝利了，形勢來得很快，那麼大的地方需要大量的幹部去接收，就在社會上找主要是中學生，還有一些在舊社會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人，進來學習三個月，就出去工作。那個大學跟我們普通的大學不同，我們大學是有專業的，幾年才畢業，它是三個月就畢業。來了學什麼呢？學政治理論、馬列主義理論、《人民日報》社論，還要改造思想，自我檢討，做思想總結：我是舊社會過來的，我有個人主義，要不得。後來學習政治的風氣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比如說社論出來了，我們學習怎麼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談個人的體會。

李懷宇 心理落差大嗎？

何兆武 當然也有些不習慣，過去思想自由慣了。學習的時候結論是擺在那裡的，比如說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家都要進行到底，沒有一個人說：我們半途而廢吧。（笑）

李懷宇 自由慣了的人，是怎麼適應過來的？

何兆武 所以要改造思想，就是要改造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一定要糾正，《毛澤東選集》裡面有一篇《反對自由主義》，這就叫自由主義。

李懷宇 你當年在讀大學的時候，對胡適怎麼看？

何兆武 胡適那時候名氣大得不得了，而且影響也大。胡適的地位有點像解放以後的郭沫若，但是跟郭沫若還有點不同，就是郭沫若的牌子是當局要樹立的，胡適跟國民黨畢竟不是一條路，所以國民黨並不樹立胡適這個牌子，胡適這個牌子倒是他自己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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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興之所至自由讀書（4）

李懷宇 後來批胡適的時候，你怎麼看？

何兆武 那是運動啊，大家都得批。後來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