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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作研究員，曾任所長、《美國研究》主編。夫妻二人多次到海外講學訪問，在歐洲和美國的研究上成就斐然。

李懷宇 陳先生的歐洲研究是怎麼開始的？

陳樂民 我年輕的時候，維也納時期就是在歐洲了，自然而然就對歐洲有一些感性的認識。後來我做實際工作的時候就是跟歐洲打交道，興趣是從這兒來的，好像好歹也是一二十年做跟歐洲接觸的工作，應該深入研究。

資中筠 社會科學院屬於國際這一片的就有八個所。

陳樂民 社會科學院開始是沒有這些所，後來據說是領導覺得社會科學院應該成立一些研究國外問題的所。既然開放了，我們可以做點國外問題的研究。我們兩個相差兩年去了社會科學院，我是1983年去。因為大學學了法文，所以到了社會科學院好像是專門讓我去研究法國的東西，其實研究的是整個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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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民　資中筠：美國與歐洲文明一脈相承（8）

資中筠 我是1985年去的，我調過來跟他還不一樣。我有一次出國，在飛機上，正好碰到了李慎之，很談得來，就被他給挖去了。我一到那兒就當副所長，1988年當所長。在1989年以後的形勢下，我覺得我不適應當所長。1991年年底我就堅決辭職不當所長了，1992年出去做了一年訪問學者。

陳樂民 我去了三十多個國家，說實在話，走馬觀花。現在到了一定的年齡，理解力增強了，這些零零星星的東西成了我反芻的材料，這些是和書本上看到的東西不太一樣的。

李懷宇 “行萬里路”非常重要。

資中筠 我覺得非常可惜，就是我們“行萬里路”，如果像現在的年輕人老早就會得到很多很多東西，並且會去看、記、寫很多東西。當時連自己發表一些東西都是屬於犯紀律的，工作以外做一些筆記好像不是該做的事情。所以是很可惜的，雖然有這樣的經歷。

李懷宇 你對美國的研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資中筠 我在友協的時候就在“美大處”了，接觸的都是美國人，那時候不是正式研究美國，但是對美國的情況慢慢地就比較瞭解。分配到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時候，是被分配研究美國，那時候美國越來越是重點了。也不是我自己選擇非要研究美國不可，但是自然而然地就變成非得研究美國了。

李懷宇 現在來看，歐洲和美國走過的道路，對我們似乎有啟發和借鑑的價值。

陳樂民 我對歐洲感興趣，不是從這個角度。我不是想中國從歐洲得到啟發，特別是政策。我有興趣的是，應該讓我們的青年人瞭解、理解歐洲也包括美國，西方的文明是怎麼樣從古到今，這個道路和我們歷史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不同。瞭解歐洲文明是為了把它當作參照，更好地瞭解自己。所以說“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我完全是書呆子，想做這件事情。中國的包袱，歐洲沒有，歐洲人背的包袱，我們沒有。我從沒有想給政府做思想庫。我在歐洲所當所長時，是無為而治：你寫的東西出來了，某個政府機關覺得有參考價值，那你就去參考，我不去適應你，不用你出題。我那時候當所長，不贊成“命題作文”，還有這點自由。那個時期，我覺得很舒服。

李懷宇 從當年到維也納開始，後來不斷有機會到歐洲訪問，對你的研究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樂民 應該說是不自覺的影響。那時候我沒有自己的主見，甚至於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你讓我上哪就上哪，而且做得非常盡心，非常出色。後來自己知道想幹什麼了，那是到了中年以後了，對我來講甚至於是五十歲以後。

李懷宇 到美國訪問對資老師的學術研究有什麼樣的影響？

資中筠 影響很大。改革開放以後，1979年，我第一次訪問美國，那一次還是走馬觀花。後來再去，我們可以挑地方，想訪問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況。回來以後，人家問我，你最羨慕美國人什麼？我說，一個是生存空間，那時候我們住的地方窄極了，只有一間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僅僅是這種生存空間，是覺得他們自由得多吧。還有一個就是圖書館，我特別喜歡圖書館，發現他們的圖書館實在太棒了，你到什麼地方，氣氛也好，圖書館的管理員也好，整個就不一樣。1982年，我就有機會去普林斯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在那兒待了一年，那當然瞭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後又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