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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關係重新結起來，他是我很親的親戚，是我爸爸的親表弟。兩個事情：成長的過程是左翼文化影響，親戚是我們尊敬的長輩沈從文，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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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創作的起點是快樂（4）

李懷宇 50年代初期，沈從文先生的處境也不是很好。

黃永玉 我們每個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來了，關係是非常親密的。那天有一箇中央領導人到我家裡，我就談到解放以前同黨的關係，我們感覺領導我們的黨是我們的叔叔、伯伯、爺爺，我們也不是黨員，但是感覺到在他的領導下，真正是奮不顧身，吃飯、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頭一有指示馬上行動，毫不考慮個人問題，不講“沒有錢怎麼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貼的。具體的領導都是我們的老前輩，是李樺、野夫、陳煙橋這些老木刻家，一年開兩次全國性展覽會。那時不像今天的展覽會這麼簡單，沒有經費，周圍都是敵人，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在老大哥家裡拼命地工作，總得管飯吧、管交通吧，什麼都不管的（大笑）。這樣的狀態底下，感覺到這麼好！

李懷宇 那時候許多文化人都是有這麼一股激情的。

黃永玉 是的，不要說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買了一塊木板，這麼高，這麼長（用手比劃）。自己用三輪車運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個幫手，我就畫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覽會去展覽。那時候也沒有可能去拍照，發表都沒有發表過，稿費都沒有拿。我們義賣慰勞解放軍，到了香港華商總會賣那張畫，兩三千塊錢，當時的兩三千塊了不得，全部慰問解放軍。“文革”時把這張畫當作“黑畫”，說歪曲解放軍的形象，說把解放軍畫得那麼矮什麼什麼的。我心裡想，你們這幫人，我當年是怎麼樣工作的，你們是吃國家的飯，拿國家的錢，你們有我們當時那樣有出息嗎？你們有什麼資格來講我？當時心裡這麼想，也不敢說，歷史給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這樣浪費了。所以有一次我講：他媽的，這麼美好的時光就這麼浪費了。我也不是懶惰的人，很願意工作的，要是我現在只有五十歲多好啊，但沒辦法。

李懷宇 你在中央美院任教時，記下的當年徐悲鴻和一位裸體模特老頭兒的對話，我印象很深。徐悲鴻瞭解到老頭兒曾經是廚師時，說：“喔！廚房的大師傅，了不得！那您能辦什麼酒席呀？”老頭兒眼睛一亮，從容地說：“辦酒席不難，難的是炒青菜！”徐悲鴻聽了這句話，肅立起來說：“耶！老人家呀，你這句話說得好呀！簡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這和素描、速寫一樣嘛！”

黃永玉 這話說得多好啊！

李懷宇 當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員宿舍大雅寶衚衕甲2號時，鄰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禪、董希文、張仃這樣的大藝術家。當時的環境下，大家藝術交流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黃永玉 在困難情況下，我也還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適應生活，沒有感覺像後來“文化大革命”中那麼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的不正常我還能忍受，我以為是“革命的需要”……當時香港的親戚要寄東西給我，我寫信阻止說，不要寄了，和人民一起經受困難，我覺得很光榮。“文革”來了，我感覺越來越不正常了，到了“文革”末期，我感覺有大問題了，很不正常，這個事情都是逐漸認識的……林彪掉下去以後，我們都覺得很震驚，也很高興，覺得“四人幫”跟著就要完蛋。結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幫”不但沒有完蛋，還掌握了運動的旗子，又批林批鄧，我就感覺到這裡頭有大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總理受委屈了，過去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的黨過去團結得像一個人……過去沒有懷疑的事，沒有想過的事情，自己暴露給我們聽到，給我們看到。

李懷宇 畫不了畫，寫不了文章，會不會痛苦呢？

黃永玉 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麼會痛苦呢？痛苦是對比了之後才會有痛苦。比如說，我們在幹校，每天哪裡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勞動，勞動完睡覺，第二天還要勞動。除非你有閒情逸致的時候才會痛苦（笑）。這個事情不要說我們，古代划船的奴隸，鎖在鐵鏈裡，不見天日，每天就是搖呀搖的，從歷史來講，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搖的時候，僅僅是希望活下去，別死，來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麼樣怎麼樣。批判人道主義的時候，我們小組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