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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近5000萬元的昔陽西水東調工程已經開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部分社隊已經受益。按照原計劃，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萬立方米的攔河水庫，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昔陽縣水源奇缺的問題，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但是這一工程卻隨著爺爺個人的命運起伏而被迫中止。

隨著爺爺先後辭去了省、地、縣的領導職務，許多情況發生了變化。昔陽的一些外調幹部受到排擠，留在昔陽的幹部有的也被撤職。爺爺覺得是自己連累了他們，因此吃不下，睡不好，情緒極其低落。更使他苦惱的是，各方面的“揭發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材料”還出自一些他曾重用和信任的幹部之手。人到了這時更能看清人，爺爺長嘆道：“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啊！”

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難時，越能沉得住氣。但在那些日子裡，他這個為人民辦實事的人，卻是有口難辯。他是個寬容的人，可又不能不為之動容。他說：“我不會寫文章，就算會寫，一個當過副總理的人，又怎樣和人家爭辯呢？”

嚴峻的形勢，最能考驗記者的良知。有的記者在大寨紅的時候，不惜筆下生花；當大寨失落時，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擊大寨說，它不是幹出來的，是國家喂起來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修運河的例子說這項工程是勞民傷財。人們看到這類文章後甚為吃驚。爺爺看了這樣的文章十分生氣，大病了一場。當美國人韓丁再次來到大寨，針對這種情況連聲感嘆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國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對中國農業的改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呀！”大寨人得知後更是無不感到心寒：幾十年來艱苦奮鬥為國奉獻，恪盡職守為民造福，卻變成了罪過，一個被全國學習的榜樣一夜間成了被批評的物件，人們怎麼也想不到，怎麼也想不通。年老的難受得哭了，年輕的氣憤得嚷開了。他們不奢望什麼，只求說句公道話。

郭鳳蓮忍不住了，在1980年五屆人大一次常委會上，她寫了個小紙條，請鄧小平的秘書轉交給鄧小平，懇請鄧小平接見她。6月8日，當她準時來見鄧小平時，看到爺爺也在座。聽了郭鳳蓮反映的情況，鄧小平說：“挺起腰桿，讓他們說，放開他們說。不要怕罵，罵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時潮流來了是不可抗拒的。周總理去過大寨三次，我去過兩次，大寨是幹出來的！我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上表揚過大寨精神，學大寨沒有錯。”這一個小時的接見，爺爺從始至終沒有講一句話。

辭去國務院副總理（1）

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批准了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等人的辭職請求。9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爺爺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

隨後，中央制定了83號檔案。爺爺看到後，對前來探望他的高玉良說：“中央的83號檔案我看了好幾遍，比較能夠接受下去。對於學大寨中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也不向上推。”該檔案下達後，輿論界基本上停止了對大寨的批評。之後，萬里副總理到山西視察，認為大寨的“三深法”、海綿田是對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問題了。輿論界的評價於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爺爺的從政生涯終於畫上了清晰的句號。

爺爺卸任之後，國家按照正式職工的標準，給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他和家屬的戶口轉入北京。他專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兒進京。離開大寨那天，他一早起來，去看山、看地、看果樹、看莊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頭。

他一個人到趙大和、趙小和與石貴林“三烈士”的墳前站了好一會兒。隨後又找到賈進才，兩人走上松樹坡坐下正說著話，突然，爺爺起身走到賈進才身後，與他坐在一起，背靠著背，而且靠得很緊，問：“進才，你估估這是什麼意思？”賈進才憨厚地笑著，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爺爺沒有解釋這是什麼意思，接著還跟賈進才作了個生死約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給我送個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給你送個花圈。”賈進才說：“我比你年齡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話音沒落，兩人已是老淚縱橫了。誰也沒想到，6年後，爺爺走了，走在賈進才的前面，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謎團一樣被他帶走了。

該去北京了，爺爺坐在吉普車裡圍著村子轉了一圈又一圈，怎麼也捨不得走。望著含淚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淚不斷線地流。

對於在京的住房問題，中央對他的態度一直是保護，明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