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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需要資本，劉家四兄弟創業唯一的資本，是知識和技術。他們賣手錶、腳踏車，勉強湊夠了一千塊錢。1983年，劉家四兄弟辦起了第一家養殖場——育新良種廠。雖然掛著“廠”的名分，也不過是個體戶。這一年，全國城鄉的個體戶已有了近136萬，是1978年的9倍。劉家四兄弟也算趕上了經濟時髦。當時，中國正流行吃鵪鶉蛋，四兄弟開發出了一套鵪鶉養殖繁育技術，摸索出用鵪鶉糞養豬，豬糞養魚，再用魚糞養鵪鶉的生態迴圈養殖法。科學養殖一下把鵪鶉蛋的成本降了下來，他們開始盈利，成了萬元戶，養殖廠也開始遠近聞名。

1980：吶喊——中國個體戶元年（13）

養殖場大了，四兄弟喜憂參半。喜的是艱苦創業有了回報，憂的是人手不夠。養殖廠亟需擴大規模，單僱工政策還很緊，不能超過8人。“傻子瓜子”年廣久就曾因為僱工問題，給中國的經濟學界出了一道難題，劉家四兄弟不想趟這個渾水。但企業要擴大規模，他們也只有在中央三原則，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中摸著石頭過河。四兄弟揣摩著政策，打著擦邊球往前走。劉永好這樣說，“到底是包括我們4個內的8個，還是除了我們4個再加8個，結果說法是含糊的，沒有人給我們說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們4個，另外再找8個人吧，所以說我們打了個擦邊球，我們就請了8個人，加上我們4個就是12個人，就這樣一步步做過來的。”

1982年，*為年廣久解決了難題，但並沒有就僱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1984年，*明確指出僱工問題“可以放兩年再看”。兩年到了，*還是說，“再看看。”劉家四兄弟的養殖廠，就在“再看看”中不斷發展壯大。

1988年，有了“私營經濟”的提法，同時國務院釋出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私營經濟終於得到正式承認。此時的劉家兄弟養殖廠年產鵪鶉達到了15萬隻，遠銷海外。國家科委主任宋健視察了劉氏兄弟的企業之後，欣然題詞：“中國經濟的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所以，劉家四兄弟的育新良種廠更名為四川新津希望飼料廠。在他們的帶動下，新津縣的鵪鶉養殖業基地般地遍地開花。

劉家四兄弟振興地方經濟的“善舉”，也給他們自己帶來了難題：縣裡養鵪鶉的農戶越來越多，市場趨向飽和，鵪鶉蛋的利潤越來越薄。於是，四兄弟決定轉型。1988年，他們轉型到飼料生產，並於1989年成功研製出希望牌1號豬飼料，並以質量好、價格低的優勢躍居四川省第一大飼料。然而，好景不長，轉向的大氣候又讓四兄弟惴惴不安。1989年，私營經濟到底姓“社”姓“資”的討論又開始升溫，全國個體工商從業人員銳減360萬人，私營經濟發展幾乎完全停滯。很多好心人勸四兄弟把企業交給政府，當地政府給他們出了個緩兵之計，他們回去悄悄地繼續做。

劉家四兄弟“悄悄”做了兩年，迎來1992年的春天，*的南巡講話讓四兄弟異常振奮，他們的第二次創業高潮到來，成立希望集團。10年磨一劍，在四兄弟的經營下，希望集團蒸蒸日上，不斷擴張。擴張中，四兄弟因經營思路不同而出現分歧。所以他們進行了第一次分家：除了集團在新津縣的飼料基地作為大家共同的業務和資產保持不變之外，其餘的資產則被平均分成四份，老大劉永言進軍高科技產業；老三陳育新維持原有市場和基地的運營；老二劉永行和老四劉永好則共同拓展國內其他市場。

分家後的希望集團發展勢頭更足：希望集團在各地建立了12家獨資、合資企業，年生產能力達到100萬噸，產值高達15億元，產品銷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俄羅斯、越南、韓國等地，希望集團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飼料王。　但是，四兄弟還覺得分家分得不夠徹底。1996年，他們開始了第二次分家。1997年11月4號，《中國證券報》有這樣一個公告，“根據希望集團董事會決議，希望下設大陸、東方、華西、南方4個二級實業公司，分別由劉永言、劉永行、陳育新、劉永好負責。”

正如陳育新所言，這次分家是在明晰產權，掃清發展障礙，“實際上分家就是把家族企業的原來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經營模式、組織架構理順了，以後發展就沒有障礙了。”自此，老大劉永言負責中央空調市場，老三陳育新負責新津縣生產基地的同時並涉足房地產領域試水，老二劉永行、老四劉永好則分別負責東北和西南市場。

分家後的希望集團，朝著更為順暢的方向發展，從“富豪榜”可見一斑：2001年，劉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