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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剝削”？“能不能跨隊承包”？為此，《人民日報》開闢《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專欄開展討論，歷時3個月，至同年8月30日，發表21篇討論文章。

討論中，有人引述*《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的論斷，“僱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按*的計算，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也就是小業主；超過8人，則　“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資本家。高層領導間也產生了爭論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號檔案，中國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對僱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被徹底放開。

輿論的交鋒中，華南師範學院的一名研二學生鄭炎潮悄悄完成了題為《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的畢業論文。論文中“私營經濟”這個概念，接近三十年後重新見諸文字。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81：大風起於青萍之末（7）

1956年前共和國的話語體系裡，“私營經濟”曾經出現過一次——新中國成立前夕透過的臨時憲法，“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但1956年實行工商業改造以後，不僅現實中的私營經濟不再有合法容身之地，概念和話語上的“私營經濟”也完全消失。

鄭炎潮本科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機械系，後分配至陝西汽車大修廠。在汽修廠企業工作的日子裡，鄭炎潮目睹了國營經濟存在的諸多弊端。而漸有起色的個體經濟，讓他看到了一種新經濟形式的活力。恢復研究生考試製度第二年，鄭炎潮考入華南師範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做畢業論文時，他和導師黃家駒與丁家樹教授反覆討論後，把論文方向確定在“我國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發展”上。

拿著300元論文經費，鄭炎潮走訪了杭州、上海、大連、重慶、武漢等地的國有企業，調研了當時幾乎所有廣東有名的個體戶。

調研過程中，鄭炎潮瞭解到，雖然按照*主義的觀點，“僱工人數不能超過八個”，但很多廣州第一批個體戶僱用的人數早已不止八人。以“周生記太爺雞”為例，一天銷售100只雞，就必須有勞動力來輔助採購、宰雞、調料、燒爐、運裝、銷售工作，超過8個人才能運轉正常。否則，全靠老闆本人一天賣二三十隻雞，且不能保本。類似情況，絕不止一例。面對不可阻擋的個體經濟趨勢，現實與理論之間存在著的落差，鄭炎潮既想找到解決辦法，又想在論文中對其定義。最後，他花費心思，給這種複雜環境下，超過僱工8人的個體經濟界定了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3月，經過多次斟酌修改後，鄭炎潮完成論文初稿，交給了導師。看完十萬多字的論文初稿，導師對鄭炎潮說，“調研的仔細，資料詳實也有說服力，但有關私營經濟的論述過於敏感，與現行政策不符，不符合*理論，建議刪除，如果不刪除，論文答辯可能無法透過。”聽了導師的建議，鄭炎潮猶豫不決，“刪除的話，很可惜，畢竟是論文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刪，過不了答辯，研究生唸了白念”。

“是放棄還是堅持”，鄭炎潮很痛苦。這年，和鄭炎潮一樣痛苦的還有任仲夷書記。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來之後就遇到了難題：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八個，但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問題到底怎麼處理？”任仲夷百思不得其解，指令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聽到任仲夷的提議後，鄭炎潮從畢業論文中抽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中內容最敏感的一章列印稿，沒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單獨寄給任仲夷。一週後，任仲夷打來電話，約鄭炎潮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到他辦公室面談。

第二天，鄭炎潮趕到省委，直接進了任仲夷的辦公室。見面後，鄭炎潮簡單陳述論文的基本觀點、調研資料和一些具體案例，“任書記聽完介紹後說，‘個體經濟超過*的規定，我們不好坐視，但管錯了，會壓制新生力量，給經濟帶來損失。我們正在苦惱，你的論文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任仲夷語氣激動地對鄭炎潮說：“私營經濟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屬於傳統的公有經濟範疇，但又不是資本主義的，按你的說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構成，並且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輔助和補充’，它不但沒有損害社會主義，反而發展了社會主義，那麼當然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