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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攤賣飯。李分龍周到服務，熱情待客，同樣的一份飯菜，比紅星飯店便宜三五分錢。因此，她的飯攤上座無虛席。相比之下，紅星飯店生意逐漸冷落，最少的一天只賣了７元錢。紅星飯店的有些人認為李分龍搶了他們的生意，越想越生氣，最後發生了砸碗事件。

事後，有關部門派人調查。調查人只聽取紅星飯店片面之詞，回來彙報說：打碗事件全是李分龍的責任，與紅星飯店無關。當記者將調查真相和目睹現場情況的群眾意見向長沙市有關部門領導人反映時，一位領導人竟說：我們知道這件事。你說的不是事實。記者搞報道要實事求是。記者回答說：正是因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才來找你，不然直接就見報了。領導聽後，拍桌而起，“你們有權利就登報！”

浙江路橋是東南沿海的著名集鎮，戒指、耳環等傳統小五金加工手工業品行銷全國。然而，路橋區委卻認為這是搞“資本主義”，對個體手工業予以打擊、取締。5月23日路橋區幾個幹部檢查農業生產，路過蔡繼澤家，看見他正在家裡加工小五金品，就跑回區委向副區長林壽透作了彙報。林壽透沒有經過任何調查，認定蔡家是資本主義“冒尖戶”，決定對其抄家。中午，林壽透帶隊前往，搬走了蔡敦林小五金生產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裝置，闖入蔡繼澤夫婦臥房，用錘子砸開衣櫥、穀倉、寫字檯、衣箱等，把衣物一件一件抖開搜查，撕破糊牆紙，扯開棉被，翻動床板，從衣箱，寫字檯等處搜出現金數疊，未作清點即放入提包帶走。隨後，這群人砸開早與蔡繼澤分家的長子蔡敦震家的門鎖，抬走了蔡敦震新買的電視機和電風扇。

7月12日，味美館在上海開張了。26歲的飯館主人陳貴根，是70屆的中學畢業生，出身也算飯店世家。建國前，陳貴根的父母在自家三層住宅的底樓開過“順鴻興面飯館”，顧客盈門，還為中國紅十字醫院的醫生送過外賣。1958年，“順鴻興”公私合營，飯店關門，他的母親去了國營飲食公司，父親開了一家菸紙店。

1980：吶喊——中國個體戶元年（5）

開業後的味美館，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國人和華僑也常來參觀和用餐。8月，《文匯報》報道，小餐館的每月營業額可以達到3000元左右，扣除稅收外，獲利相當可觀。但是，顯然陳貴根的小店沒能得到劉桂仙那樣的照顧。房管所的人認為，把住房改為店面，應該按照營業用房的標準提高房租。稅務局的人覺得，店的稅收標準不能以個體戶照顧，應該從3％提到5％，並要加徵所得稅。靜安區工商局的人也覺得，批准開店時，以為是一家小點心鋪，賣些麵條、餛飩之類，“不料竟大幹起來，看來有些問題需要研究解決”。10月，有專車接陳貴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領導接見。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機關帶走。開張才3個月的味美館被吊銷執照。

1981年，陳福根出獄後無心經營味美館，其哥哥陳福根便頂替成為新一任飯館主人。1982年底，隔壁醫院工程改建。醫院每月補貼500元，要求飯館暫停營業。無事可做的陳福根因盜竊罪被抓，適逢全國聲勢浩大的“嚴打”，公判大會上陳福根被判無期。從此，上海這個“001號”個體飯店一直關門。1997年10月10日，陳福根提前出獄，味美館17年來第三次開張，但上海華山路烏魯木齊路口西側，沿街飯店比比皆是，味美館置身其中，招牌斑駁，已無昔日風采。

改革開放30年的一項巨大成果，就是個人財富的積累。所以姍姍來遲的《物權法》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之後誕生時，才會引起那麼大的爭議，因為它的誕生為積累而成的財富的擁有者吃上了一顆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富裕起來的人，我們姑且稱他們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們大多由手工業者、城市無業者和農民組成，徘徊於社會的邊緣，飽受冷落與歧視。他們曾經彷徨，曾經絕望，曾經痛苦不堪，曾經生不如死。最後，迫於生計的他們，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後，擔當起“個體戶”這個共同的名姓。但是，並非每個個體戶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鄭秀康與喬金嶺都有著一份穩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還不至於會被人看扁；後者則擔任公社磚瓦廠廠長兼黨支部書記，官銜聽起來也還不錯。

初中畢業，只有16歲的鄭秀康到一家國有集體企業——溫州市通用機械廠求職。和他一起去的有18個人，他年齡最小，個子倒數第二。17年後，已經33歲的鄭秀康開始邊工作邊做製鞋學徒，目的只是為了改善日子，養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艱辛